义务教育后的教育选择关乎中国未来

    “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少年儿童的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本，可以预见，这些孩子将来将难以应对经济和社会转型带来的压力和挑战，成为社会中的‘另类’，出现严重的社会分层以至于影响国家稳定。”

    程勇就是调查中对贫困资助政策有所了解的学生中的一员。2013年10月底，他不仅收到了REAP研究团队3年前承诺的每年1500元资助金，而且向学校提交了国家助学金申请。但对于国家助学金最终能否申请下来，他并不确定。

    程勇最担心的，还是自己和弟弟3年后的出路问题。以胞弟目前在县职中的学习状态，考上大学的希望相当渺茫，“我争取考上重点本科大学，如果失利，就只能继续复读。因为，读了二本以及二本以下的大学很难找到工作。”

    3年后，能否实现这个目标，程勇并没有十足的把握。但是，与那些既没有上职中也没有上高中的同龄人相比，程勇的心里至少还装着一个可以试着踮起脚尖真实触碰的“大学梦”。而对16岁的陕南大山里的女孩胡凤而言，命运之门似乎在她初三辍学回家的那一刹那就已经关闭。

    2013年春季开学，胡凤离开了学校。在这个15岁小女孩眼里，自己的未来，就是栖身于城市闪烁的霓虹灯、耸入云端的高楼大厦、宽阔的马路，还有行色匆匆的人流。至于在城市赖以生存背后的受教育水平与教育回报间的联系，她并没有清晰的概念。于是，她循着父辈外出打工的足迹，只身一人先后去了陕西韩城、西安等地寻找打工机会。

    然而，对于一个尚未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小女孩来说，她的人生并不是说走就走的旅程。虽然胡凤沿着城市大街小巷询问了数百家饭店、酒楼，但没有一家饭店愿意收留身高不足1.5米的她。胡凤不得不回到现实，回到那个远离城市、生养她的小山村。

    今后打算做什么呢？小胡凤不敢去多想。“曾想过去当护士，但必须要再次回到职业学校。但什么样的学校上完后，真能让我当护士呢？”在面对记者时，小胡凤喃喃自语。

    小胡凤只是转型期中国众多农村寒门少年寻找出路中的一个。根据REAP研究团队2010年的调查采样数据，西部贫困县只有52％的初中生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后选择继续上高中，远低于全国87.5％的平均水平。一些样本县甚至只有不到40％的学生继续上普通高中或中职学校。

    “当前中国西部一些地区的教育现状值得引起社会高度关注和系统反思。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经济的成功转型有赖于高素质的人力资本，要保证大多数劳动力至少接受高中阶段教育。而高中教育是衔接初中和大学的过渡阶段，高中教育关系到教育的整体，关系到每个孩子的终身发展，关系到中国经济能不能成功转型。”2008年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罗斯高（Scott D. Rozelle）教授认为，未来的中国经济走向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2025至2030年间的收入分化和可能出现的不平等状况。

    2025至2030年，中国社会的不平等程度会是怎样的发展走势？罗斯高认为，目前的中国经过30多年经济的快速增长，现在面临经济增长放慢、投资效率降低的经济转型期，转型期不得不格外警惕一条“不平等的铁律”——今天的收入不平等+今天的人力资本不平等=明天收入的不平等。这意味着如果2030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率稳定在2%至3%时，影响经济增长的诸多因素所能带来的增长甚至可能为零。如果这种预测应验，将会有更多人没有工作岗位，中国的失业者在无法跨越国界到临近富国就业时，就可能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在非正式的经济部门寻找工作，要么在犯罪组织寻找避难。

    “拉美和中东地区许多国家的发展经验和教训是，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少年儿童的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本，可以预见，这些孩子将来将难以应对经济和社会转型带来的压力和挑战，成为社会中的‘另类’，出现严重的社会分层以至于影响国家稳定。”通过长期的西部农村调查，史耀疆教授分析说，“今天的孩子将是支撑明天中国的工人和专业技能人才。今天与孩子们健康、营养、教育等相关的人力资本上的不平等，将是导致他们未来收入差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如何有效改变这些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后农村孩子的教育选择，使之能适应未来中国一轮又一轮的产业转型升级需求，成了中国教育面向未来国家发展需求的一个重要而迫切的命题。2013年11月，当REAP研究团队的研究者们完成3年跟踪调查的最后一份数据时，已在中国农村开展了30年田野调查的罗斯高教授不无忧虑。

    何种政策工具对农村娃有吸引力

    在当前高中学校越来越向县城集中、高中教育尚未纳入义务教育的背景下，国家采用什么样的政策工具扶持这一群体，不仅事关农民子女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起点公平，而且关乎高中及大学教育的生源结构，还影响国家未来人才供应通道的畅通。

    事实上，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以来，农村教育一直是中国比较成功的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义务教育的实施让适龄儿童都上了小学，6至12岁的孩子都坐进了教室。

    “但是，对于正在由中等收入跨入高收入国家的中国来说，形势不容乐观。因为，目前还有相当一部分孩子还没有机会接受高中、大学教育，而是过早地进入社会，或没有接受系统而有效的职业教育。”罗斯高说。

    根据2009年全国学生的高考统计数据，一个来自贫困农村地区的孩子上大专的可能性（相对于城市孩子），仅为城市地区孩子的1/15，走进四年制本科大学的概率仅是城市孩子的1/32，进入名牌重点大学的学生是城市孩子的1/53。“这显然不适应中国社会未来人力资本的现实需求。”罗斯高认为，一个国家的教育，要有更大的视野和更有前瞻性的战略布局，立足的不能只是当下的社会需求，而要关注一个国家未来2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社会需求。虽然并非所有孩子都得上大学，但从未来世界发展趋势来看，他们都应该完成高中学业，以获得未来20年对劳动力所要求具备的基本技能。

    然而，REAP研究团队过去3年的数据表明，采样的河北、陕西两省15个贫困县农村地区，目前仅有40%的初中毕业生进入高中学习，而城市的比例则超过80%。这些地区的数据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墨西哥状况接近。

    自2007起，中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全部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同时国家继续对农村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补助等一系列减免措施，但农民仍需负担相应的子女教育成本。根据REAP连续3年对随机抽样的1.98万名农村初中学生跟踪调查发现，即便国家对于农村初中生实行了“两免一补”，但以陕南地区为例，一个初中生每天的伙食费缺口为4元，仅此一项，一个初中生每年的开支就要1500多元，这相当于当地一个农民的年人均纯收入，而且这种开支还只是农民家庭子女教育的一个开端。

    这在客观上形成了中国高中版的马太效应，越是渴望通过教育、知识来改变命运的农村学生群体，社会经济地位越低。

    “近几年，随着各地教育布局调整，绝大多数高中学校都在向县城集中。这意味着就读县城高中的学生除了约30%来自县城驻地外，其他约70%的学生来自全县各乡镇及边远乡村。在校或就近租房住读便成为他们的唯一选择，而与同校的县城学生相比，他们实际上是经济最困难、但又是开支相对最多的群体。”史耀疆说，在当前高中学校越来越向县城集中、高中教育尚未纳入义务教育的背景下，国家采用什么样的政策工具扶持这一群体，不仅事关农民子女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起点公平，而且关乎高中及大学教育的生源结构，还影响国家未来人才供应通道的畅通。

    “当前，中国政府迫切需要做的是，在农村孩子接受义务教育期间，相关部门就应提前告知每一个家庭经济困难的孩子，进入普通高中、中职等不同教育类别后，将会得到国家哪些资助，以及不同教育类别与未来职业、收入之间的关系，使每一个孩子都对各自的未来有所规划和预期。”罗斯高教授建议，“当前，更为关键的是，在中国尚未普及高中教育的前提下，政府应适度向普通高中加大资助和财政投入力度，引导更多农村孩子接受高中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