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P供图

    进入新世纪以来，推进区域教育均衡和素质教育始终是各级政府优先发展教育过程中的两个关键词。但不论是推进区域教育均衡，还是倡导素质教育，全国不少地区改革推进的视角往往局限于义务教育阶段，对于高中尤其是我国中西部地区高中，关注升学率相对较多，关注布点、规模较少。

    事实上，在义务教育、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组成的国民教育体系中，任何一级教育资源的扩张必然会波及其他，从而引发其他教育的规模扩张。新世纪以来，在我国义务教育实现普及和高等教育经过扩招后，高中教育规模扩张已成为一种必然选择。

    然而，在我国大力发展高中阶段教育过程中，以优质高中为基础的巨型高中迅速发展起来，为扩大高中教育资源供给、满足更多学生享受优质教育资源愿望，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内部管理及社会问题。

    2012至2013年，中国教育报记者先后对安徽、河南、湖北、甘肃等中西部省份的巨型高中展开了随机调查，以检视和探讨巨型高中发展中的现实问题。

    本报记者 柯进

    巨型高中“马太效应”日益凸显

    类型多样的巨型高中在攻城略地式的野蛮生长过程中，打破了原有的区域教育均势，同时对一些具有传统优势的县中形成挤出态势。

    按照学界比较统一的认知，巨型学校一般是在校生超过3000人、班级数多于60个的超大规模学校。在中国教育报记者取样调查的大多数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扩大学校规模，增大区域重点高中或名牌高中的容量，实行规模办学正成为一种潮流。甚至在一些中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眼里，规模办学是目前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可行的一种教育发展策略。

    距安徽省城合肥100公里的六安市金安区毛坦厂镇，不仅在皖西乃至整个安徽省家喻户晓，而且被民间称为“中国高考第一镇”。坐落于小镇的一所名为“毛坦厂中学”的巨型学校，被称为亚洲最大的高中，其校园占地面积超过500亩，在校生超过1.7万人，2012年仅参加高考的考生就有9200人，2013年则达1.1万人。位于河南省新郑市的北大附中河南分校，目前在校生超过1万人，学生来自河南省各地市及邻近的山西省。

    与巨型高中快速扩张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在中西部的大量普通高中学校、薄弱学校办学规模日趋萎缩，优秀师资不断被抽走或调离，学校管理和办学质量令人堪忧。甚至那些在新中国成立至上世纪90年代初一直具有传统优势的县中，也在迅速萎缩，相当部分还面临被关停的命运。

    在现行教育评价体系下，对于高中而言，学校生存空间及生存环境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师资水平和生源质量。但记者调查发现，众多巨型学校，特别是区域性的巨型高中，招录了学校所在省或地市区的大多数优质生源，造成其他高中生源严重不足。

    创建于1908年的安徽省霍山县上土市中学，是安徽省仅有的4所拥有百年历史的中学之一。几年前，连县城的学生都宁愿沿着山路坐两个多小时的车，前往上土市镇就读该校。2005年，安徽省省级示范高中开始把招生计划定向分配到各个初中。受此政策影响，2007年时，该校高中部有2000多名学生，但5年后，学生数锐减至1300人。2011年，学校仅有406人参加高考，考到重点本科线的仅有5人。按校长李名泉估算，照此速度，顶多五六年，该校高中部将无人就读。

    像上土市中学这样快速萎缩的中学不在少数。生源流失的同时，优秀师资流失同样严重。9年前，为了挽留教师，甘肃省玉门一中校长孙东杰和时任教育局局长一起，挽起袖子帮学校教师家送煤气罐。但是，当时只有110多位教师的玉门一中，几年间流失了40多人。其中有8个省级骨干、10多位市级骨干、3位特级教师、2位省级学科带头人。

    而与一些老牌地区名校迅速萎缩形成对比的是，一些拥有广泛资源的名校规模越来越大。在不少地区，这些巨型高中甚至成为垄断当地高中优质教育资源的“寡头”，致使这些地区高中教育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越发明显。 

    记者发现，这些巨型高中起初通常是在一些示范高中等办学基础、办学条件比较好的地区公办名牌学校资源基础上，扩改建或新建发展而来。

    在人口大省河南，大多数当地名校办学规模都达到四五千人，是我国中部巨型高中相对集中的省份。河南新乡卫辉一中有50多个班，学生5000多人。在河南省会城市郑州，郑州外国语学校虽然只是2001年新搬迁发展起来的一所新校，但一直以来不仅初中升高中的录取分数连续多年是郑州市最高的，而且该校几乎垄断了河南省高考国内顶尖高校保送生资源。仅2011年，该校学生被保送进清华大学的有22人，被保送进北京大学的有13人，该校被保送学生数比排在全国第二的华东师大二附中多6人。优质教育资源的相对集中，使得该校办学规模越来越大，目前总校和分校学生总数为4200人。

    在快速发展的巨型高中阵营内，有一种巨型高中的扩张速度甚至超过地区公办名校。这类巨型高中是某个优质教育相对集中的区域名校，向某些教育资源相对短缺的地区输出品牌、教育资源，并采取异地联合办学的模式发展。这类学校通过不断在城市建分校、建连锁学校，成立国际部，扩大招生规模，有的巨型高中一年的择校费甚至超过大学四年的学费。位于河南省新郑市的北大附中河南分校，是2001年河南省政府与北京大学合作建设的一所省示范性高中。学校总投资3亿元，现有中学、小学两个校区，在校学生超过1万人。其中，高中部规模超过5000人。

    还有一类巨型高中属于近10年新建的“民办学校”或“转制学校”，它们大多属于“名校办民校”性质的“依附型民办学校”，其本质还是公办学校——依托公办资源的有形或无形资产创办，运营上采取民办机制。比如，与毛坦厂中学“一门两校”的金安中学，是一所由公办的毛坦厂中学与私人老板在校园北侧征地合资创办的巨型高中，就读于此的学生，一年一般要交1.6万至2万元不等的学费。

    巨型高中因何发迹

    社会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迫切需求、示范校等地方政策以及地方政府出于对规模办学经济效应的追求，共同刺激了巨型高中扩张。

    基于对中西部不同区域巨型学校调查数据分析，记者发现，社会对于高中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对于高考升学率的渴盼以及现代社会劳动力的季节性流动，是推动这些巨型高中形成并实现规模快速扩张的最大外部特征。

    在记者调查的河南、湖北、安徽、甘肃等中西部省份的巨型高中样本校中，地区的优质生源流向大致形成了这样一条流动链条：一般高中——县城好高中——城区的市级或省级示范高中——省会城市的省级示范高中。而这些所谓的“好高中”、市级或省级示范性高中，都是当地高考升学率的领跑者。这一现象的背后，实际上反映了家长和社会对于高中教育的基本价值取向。

    在这种社会需求刺激之下，当前高中教育的基本功能在某种意义上窄化为只是为高考升学率服务。而教育功能窄化的后果是，高中以考上多少大学生为重要标准，整体上形成了一种省级示范、市级示范，再往下排的梯级结构。这种梯级结构客观上形成了学生和家长费尽心力不断向高一级学校高度集中的爬坡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高中教育以家庭财富多寡、占有社会资源能力强弱、社会地位高低为界分的社会分层步伐，同时也导致越处于低层的学校就越难发展，而处在越高层的学校规模越办越大。

    地处鄂西南某市的某中学，是该市教学质量综合评估最好的高中学校，也是省级示范高中。早在1980年该校就被列入湖北省首批23所重点高中之一。1998年前，该校一直维持15个班、近千人的办学规模；1998年后，该校办学规模逐步扩大，在校生扩充到45个班、超过3000人。

    近几年，该校还先后成为多所国内知名高校的优质生源基地校。除了是在鄂多所部委属高校生源基地校外，该校2011年还获得“北京大学中学校长实名推荐”资格，2012年获得清华大学“新百年领军计划”推荐资格，同时也获得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直通车计划资格等。近几年，虽然通过这些渠道推荐进入知名大学的学生总数不多，但学校因此在老百姓中产生了巨大吸引力。

    实际上，巨型中学问题产生的根源不在学校，而在地方政府。记者在多地调查发现，长期以来，一些地方政府在支持教育发展中，关注义务教育多，对高中阶段教育关注得少，甚至许多地方领导以辖区内拥有巨型高中、“超级中学”为荣。对比中西部多个省份近些年发展起来的巨型高中，它们有着相似的发迹史——高考升学率尤其是名校升学率都很高，在当地有绝对的竞争优势，不仅吸聚了当地和周边一流的师生资源，而且还瓜分了各高校自主招生名额，是每年高考考入重点大学的“大户”。

    以陕西省2009至2010年考入北大、清华的学生人数为例，陕西省西北工业大学附中占全省的比例分别为39.6%和36.1%；西安高新第一中学分别为22.5%、26.1%。2010年，这两所高中办学规模超过3000人的高中考入北大、清华的学生，占整个陕西省的62.2%。2010年，北大、清华在陕西省自主招生名额的98.9%、保送名额的97.3%，被西安的5所巨型高中包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