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编纂《中华大典·训诂分典》、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李思维在校园里。金晶 摄

    李思维复印的书稿。

    埋首于浩瀚的古代典籍中。

    ■通讯员 曾师斯

    2013年年底，湖北教育出版社从华中师范大学把《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训诂分典》第二次校对稿取走，800万字的书稿需要两个人才能搬下楼。

    为了完成大典，他和团队查阅典籍3000多种，引用1990种，复印、摘抄草稿装了五六麻袋；

    为了完成大典，从1998年到2013年，他和团队泡在工作室5400多个日子，没有寒暑假，没有双休日；

    为了完成大典，他夜以继日，不辞劳苦，总感觉到头晕头疼，2013年3月查出一个鸭蛋大的脑瘤，医生切除脑瘤整整用了13个小时。4个月后，他又拄着拐杖走进工作室。

    15年前，一句“我接下项目”的承诺；15年后，800万字的《语言文字典·训诂分典》即将定稿。这份责任，一直支撑着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汉语教研室77岁的李思维教授，“安静”编大典的一群人走进公众视野。

    【800万字】

    从先秦到辛亥，查阅典籍3000种，引用1990种

    《中华大典》是以国家的名义和力量来组织编写的一部全面的中华古籍大型系列类书，被称为一部可以和明朝《永乐大典》相媲美的中国古典文化的集成。该大典于1990年由国务院正式批准启动，并列为国家级重点古籍整理项目，也是建国以来最大的文化工程。

    华中师范大学承接的《训诂分典》编纂小组聚集了学校古代汉语研究的实力派教授。除了从事古代汉语研究50年的李思维，还有6位学者在他的召集下加入其中：文学院佘斯大教授、陶国梁教授、曹海东教授、王洪涌副教授，历史文化学院陈蔚松教授，职业与继续教育学院刘鹤云教授。另外，青年学者李晓辉、安敏等也参与其中。

    “项目组中，有的人从中年做到老年，有的人从老年做到去世，”全程参与编纂的曹海东笑称自己做这个项目，从中年做到了老年。一些老教授们把他们毕生的所得所知都倾注在这本大典中。

    训诂学是研究古书中词义的学科，是我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分支之一，以语义为中心，研究解释历史文献中语言问题的学科。而《训诂分典》编纂小组的主要任务就是翻看从春秋战国至辛亥革命的古籍，收集在训诂学的发展中，重要学者、论著的相关资料，为历史上重要的人物、作品寻找各类评价和解释。

    最繁冗复杂的当属资料的收集。古籍浩如烟海，团队需要在众多的典籍中“泡着”，寻找最合适的内容，进而复印整合。编纂这类大典，他们需要做的就是忠实收录原始资料，“自己不能表明观点。”李思维介绍道。在查找资料的实践中，教授们要对材料进行辨别，某句话到底有没有价值，观点有没有重复。

    接下项目之后的头两年，编纂小组成员辗转于北京、上海、武汉等地图书馆，查找典籍资料。他们经常去北京的国家图书馆，寻找古籍孤本、稀见的珍本、没有公开出版的稿本，然后复印回来。

    现藏于北京国家图书馆的晚明张崇缙抄本《白涯书抄》，藏于上海图书馆的清人胡世琦的手稿本《小尔雅义证》等也在他们的搜罗范围之内。李思维说，“有些书只有一本，不到国家图书馆找不到。” 

    在华中师范大学新图书馆建成之前，古籍藏在老图书馆东馆。“一坐就是一整天，连续数月，前后查了3000多种古籍”，李思维想起那段查阅古籍的日子，几个头发花白的老头子坐在年轻学生的身边，没日没夜地查找文献。

    “十几年来，一直习惯看竖排繁体字，现在看到横排的汉字就不舒服。”佘斯大介绍说，古籍都是竖排繁体，整个团队最终阅读了3000多册古籍。就这样，大家分头看书，确定大典所需的基本书目。

    《中华大典》提供系统的学科史资料，其学术类书的性质决定了编者需要广范围地收集古籍资料。15年前团队的目标是：“竭泽而渔、不漏吞舟。”如今，《训诂分典》的编纂已进入尾声，编纂团队的6位老师都自信地表示：能保证达到了这个目标，没有遗漏任何有价值的史料。“不能说所有细节都全。”佘斯大也说出了自己的遗憾，这些遗憾不可避免，可以留给后人去继续补充。

    如今的《中华大典》是中国继唐代《艺文类聚》、宋代《太平御览》、明代《永乐大典》和《古今图书集成》之后的大型类书，也是一项规模大、难度高的古籍整理工程。李思维说：“我们这本《训诂分典》能为后人研究提供极大的便利，促进训诂学的研究发展。”

    在编纂团队看来，这本《中华大典》是具有学术传承意义的。“训诂学没有系统的体系，只有零散的顾问材料，”团队成员曹海东介绍说，《中华大典》团队就是要按照现代人的学科视野讲古文分编，留给后人查阅。

    “做得苦。”曹海东这么形容参与项目的这些年。

    【15年】

    从1998年到2013年，泡在工作室里5400多天

    1992年，国家全面铺开编纂《中华大典》的项目。湖北省承担了《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的编纂任务。大典湖北工委约请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大学分别负责《语言文字典》中三个分典的编纂，华中师范大学承接的任务是《训诂分典》的编纂。

    或许因为编纂大典工作繁冗复杂，或许因为从未接触过类似项目、不知该从何处下手。据介绍，本有文学院两位教授先后接受该项目，不过都因工作量大、编纂难度大不得已放弃了。由此，华中师范大学所承接的《中华大典》项目迟迟未能启动。

    这使得《中华大典》湖北省领导小组找到当时的校长王庆生“摊牌”，“激将法”式地通知学校：如果华师大还不开始该项目，就对外通报“华中师大无力承担《训诂分典》的编纂工作”。

    “一定要接下来。”时任校长王庆生对学校社科处负责人说。面对这个国家级文献项目，学校当时面临两个选择：接受或是放弃。当时的校领导和文学院教授们均处于为难的境地。

    “我接！”原本非编纂组成员的李思维临危受命。谈起这段往事，李思维认真地说：“想着为华师的学人争口气，为华师争口气。”领命之后，李思维立即联系文学院和历史文化学院老师，组织起纂修班子，研究编纂体例，分嘱有关事宜，仅仅两年，就拿出了110多万字的送审样稿，且一次通过。

    接下任务时，花甲之年的李思维先生已退休。“希望能发挥余热，编纂大典就是为后人做研究提供参考”，先生近50年的古典文学研究经历无疑为这部《训诂分典》的编纂增色不少。

    于是，在李思维的牵头下，组织起《中华大典》编纂组，主持其中的《语言文字典·训诂分典》的编纂。

    据李思维的老伴伍凤容回忆，项目刚开始阶段，他的头发一年间全白了。当时项目组人手不够且面临资金的短缺，“没有人又没有钱，”他只好一个人默默承受着，每天早上很早就从家中出发去工作室，一直忙到晚上。“从早到晚，退休了的老头比正常上班的人还准时、还规矩。”老伴打趣说。

    “做项目不要命”，一直以来，李思维对《中华大典》的投入，伍凤容都看在眼里，她明白，李思维就是“犟”，接下任务再难也要完成，“别人都忙着评职称，都嫌这个项目太麻烦，”伍凤容深知先生的不容易，“所有人都说他不该继续搞下去，可他一直坚持。”

    这几天，在校报的工作室中，穿着厚厚的棉衣、带着保暖帽、身体瘦弱的李思维老人坐在工作室的角落，身边堆满了打印好的《训诂分典》的校对稿，仅剩下编写引用书目和总的编纂说明的工作。

    初冬的下午，满是寒意的校报工作室中，空荡得仿佛只有李思维伏案写作所在的角落有一丝温暖。这也许是华师最能坚持的老人，在经历了15年每天的查古籍、归类解释的“苦功夫”后，平淡地说起自己最大的优点：能耐心，能沉下心。

    在这间得来不易的校报工作室中，李思维一直坚持编纂大典，一干就是15年。在当年，《中华大典》因工作难度大、对个人发展实际效用低等种种原因，成为没人愿意接下来的“烫手山芋”。如今，却成了李思维无法割舍的事业。

    在他看来，没有什么任务是值得被放弃的。“既然接下任务，就没有理由放下来”，这无疑是一段艰辛又幸福的历程，作为《训诂分典》的主编，所有的重担、压力都在他一人身上，但是他却始终不离不弃，“做了件有益的大事，也算无憾了”。

    每天，从东区的家中走到校报编辑部所在旧楼的办公室，早出晚归，没有空调、电脑，只是沉心阅卷。一个人安静地在工作室中进行着他的编纂工作。团队中，也只有他是每天准时来到办公室，一待就是一天。对资料的裁剪和标注，一个个字、一个个标点地修改批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