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边除了用了十几年的红色陶瓷杯、从家中带来的小台灯、一个小烧水壶，就只有一摞一摞的编纂稿，每页复印纸上竖排繁体的文献上都有他的标记。每张稿纸上都是他一笔一画的文献记录。

    除了他伏案写作的一席之地和查阅古籍的资料上，其他的地方都沾满了灰尘。办公室墙角也结上少许蜘蛛网。对他而言，这是间来之不易的办公室，“原来这边是琴房，好不容易争取到的”。

    现在，《训诂分典》800万字已完成，团队成员正处于校对阶段。预计，今年年初会正式出版。15年的风风雨雨，5400多天的坚守，李思维带领他的团队终于完成了这项难度最大、工程最艰巨、编辑出版任务繁重的国家项目。

    【13小时】

    切除脑部肿瘤用了780分钟 手术后失忆了却没忘大典

    李思维出生于1936年12月，1956年考入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留校工作，从事古汉语研究与教学，至今已57年。

    李思维接受编纂《训诂分典》时，已过花甲之年。当时，除了心脏有点毛病外，身体还是很硬朗的，所以他才有信心临危受命，决定带领大家为国家编纂大典。

    起初，李思维没有认识到编纂的难度，认为是把前人的研究分类整理，编纂成书就可以了。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课题研究之难度逐渐显现出来。为此，李思维经常向时任《语言文字典》总负责人、著名文献学家、湖北大学朱祖延教授请教。

    2001年4月10日，李思维给朱祖延先生写了一封长达5页的信。他把遇到的困难都写在了信上：“我们尽力对材料进行核查，但还有极少量的问题难以解决。首先是有的材料已无法查找。如《小学考》所引曹粹中《放斋诗说》，在《四库全书》编纂时已无传本，仅从《永乐大典》可以看到。但《永乐大典》已毁，如今极少量的残本中仅剩七处引用，根本不见对《尔雅》的论述。”

    除了一些典籍无法查找，还有一些典籍核查难度太大。李思维在信中说：“比如《小学考》引有刘肃《大唐新语》一段。我们从几种版本的《大唐新语》中都未查出，而刘肃又无其他著作，一时不清楚此话从何而来。究竟何人所言，只有遍查相关笔记类书籍之后，看能否有个结果。”

    再难也不能放弃，再难也要做下去。作为负责人，李思维的压力不仅来自身体劳累，更来自心理和精神。就这样，日复一日的身心劳累不断吞噬着他的健康。2008年8月，由于头晕头疼厉害，李思维倒了下来。家人赶紧把他送进医院，庆幸的是抢救及时，危险及时化解，只需要住院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

    躺在病床上，李思维一直放不下心。他忧虑的是，当《大典》编纂进入关键的收官阶段，自己病倒了，这会影响课题研究的进度。所以，从医院一出来，李思维不顾医生“在家静养”的劝告，又回到了他最牵挂的工作室里，埋头典籍经卷之中。他在工作室的时间更长了，总是老伴打电话叫吃饭了，他才放下手中的工作，迈着蹒跚的步履回家。

    李思维是一名老党员，他不仅治学严谨，而且关心国家大事。2011年，《训诂分典》的编纂工作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在当年文学院开展的创先争优党员公开承诺大会上，李思维说出了“除非李思维死了，不然什么都阻止不了我做大典”的庄重承诺。这是他对学校声誉的坚守，也是对学术的坚守。

    越是最后的阶段，研究任务越是繁重。夜以继日的拼命工作再次吞噬了李思维的健康。2013年3月，他的右脑部位被查出一个鸭蛋大的肿瘤。经常的头晕头疼，正是这个脑瘤造成的。医生诊断说：必须手术切除，否则危及生命。

    3月28日，在湖北省人民医院重症手术室里，最著名的脑外科专家亲自执刀为李思维做脑部肿瘤切除手术。手术从早上8点开始，一直到晚上9点才结束，整整做了13个小时，780分钟。

    站在手术室外面的家人、同事一直在焦急地等待。尤其是在手术中，脑部的一条血管被割破，出血不止，大家的心都悬了起来。幸运之神再次降临，除了流血稍多一点，肿瘤成功切除，李思维再次从死神手中逃脱出来。“老天不让我走，还是想让我把大典完成啊。”李思维感慨地说。

    乐观坚强的李思维做完手术后身体恢复很快。半个月后，他就出院在家里休息了。开始吃饭还要家人喂，到了5月，李思维自己可以吃饭了。7月8日，他到医院复查，切除的肿瘤是良性的，一切康复很好。

    “别的事情都记不清，只有《中华大典》的各项事务他记得清清楚楚，”肿瘤手术后，医生诊断说李思维大量的记忆会丢失，“但绝对忘不了这刻骨铭心的《中华大典》。”他的老伴伍凤容感慨地说。

    从医院复查回来，李思维在家里只休息了两天，又到工作室里开始干了。整个暑假，李思维一直在工作室里加班，做书稿最后的校对工作。

    “我们不仅完成了这项国家工程，而且培养了一批古汉语研究人才。退休之后，什么都不做，时间还不是一样过去了。我做这个一点也不后悔！”李思维说这15年很辛苦也同样值得。

    王洪涌副教授说：“2002年，我加入了李老师负责主持的大典编纂工作。刚开始，李老师给我的第一和第二批参考书目，都是他工工整整手抄在稿纸上然后复印的，将近100页，收集的书在2000种左右。我在查找材料的时候，有时候仅仅知道某个人或某部书的名称，我去问李老师，他都会很快地告诉我说，某位学者的书收在某部集子里，有什么版本，可以在哪里查到。记得当时查清人黄模的《国语补韦》，李老师告诉我说湖北省图书馆有藏书，让我去查。果真在那里就查到了这个善本。有时候古文的断句我不太肯定的，拿着稿子去找李老师，他跟我一解释，我就觉得豁然开朗了。”

    李思维花甲之年编大典，两次大手术住进医院，大家都非常担心他还能不能康复，但他身体稍微恢复之后，又回到了大典的编纂工作中来。现在大典已经收尾了，还有些琐碎的工作需要处理，李思维还在继续忙碌着……

    “搞完了，他才能安心。”李思维的老伴说。

    ——————印象——————

    我辈当引以为典范

    ■曹海东

    自1998年至今，已有15年了。李思维老师这15年只做着一件事情：编修《中华大典·训诂分典》。他在修典过程中的行事作为，看似寻常，实则难能，彰显着可贵的精神品质。以我参与修典而对他的了解，其精神品质有四个方面尤为突出，可用四句话来概括：不弃诚信，敢于担当；不畏艰难，勇于前行；不苟其为，务于精工；不计名利，甘于奉献。下面略记一些事例，以为诠释。

    当年，随着编纂工作的推进，一个又一个难题凸显出来：人手短缺，经费不足；资料浩繁零散，搜寻起来如大海捞针；搜集来的文献资料需作校勘和标点，颇费时日；要把杂乱无章的原始材料整合成一部自成体系的新书，非一蹴而就……有这么多超乎想象的困难显露出来，一般人（特别是已退休的老人）可能会选择打退堂鼓，但李老师却选择了迎难而上，一干到底。何以能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认为一个人为人处事，应该讲究诚信、坚守承诺。他常说：“我当初答应接手这件事，就算是一种承诺，所以不能半路撂挑子，辜负学校的信任。”每次患病住院，他总担心不能完成任务：“我活到这个年纪，对死并不恐惧，只是担心我死了而《分典》没做完，说过的话不能兑现。”其言其情，给人的感觉是，不完成任务、兑现承诺，死也不瞑目。我常想，李老师一次次地被病魔击倒，又一次次坚强地站起来，其实是一种精神的力量支撑着他：接受的任务就应该把它完成，说过的话就应该把它变为现实！我还想，也正是因为有这种精神力量的支撑，所以他能无怨无悔、全身心地扑在《分典》上，把修典当作了他晚年生活的全部。

    2009年4月，李老师电话联系某高校的一位参编老师，欲催其加快进度，但一直联系不上，很着急，便于某日邀我一起去这所学校。那天雨下得很大，我说我一人前去即可。他说：我也一起去，显得郑重其事。遂与我一道冒雨赶到该校，见了那位老师。大家在编排资料时查考作者的生卒年，颇感繁难，他便利用工具书等查检了近千名古代学者的生卒年，制作了《资料作者排序参考年表》。有了这个年表，大家编排时甚感便捷。

    李老师修典，一板一眼，一丝不苟，力求尽善尽美。为了让大家在编纂整理过程中有章可循，他制订了操作规范。他整理的稿子，贴上去的复印件方方正正，写上去的字一笔一画，用红笔打上的标点符号中规中矩，整个稿面干净而清爽。

    李老师修典，把名利看得很淡。他曾说：“我是退休之人，不想靠编典出什么名。”至于金钱，李老师也看得很淡。他经常自掏腰包买回中性笔、涂改液、回形针等办公用品，分发给大家。我总是过意不去，嘱他以后开出发票报销，他则淡然一笑，说：“这都是些便宜货，要不了几个钱。”有几年，学校给每位参编的退休老师发放经济补贴，李老师因为是项目负责人，拿到的钱要比另外两位副高职的退休老师多一点，他每年就把这多出的部分拿来与这两位老师平分。后来，学校停发了补贴，他还是每天雷打不动到办公室工作，有钱无钱都一样地干。

    李老师修典之事可记者甚夥，限于篇幅，择要略述如上。我想，在学术浮躁之风日盛的今天，像李老师这样十几年如一日、心气平和地做着一件有益于学术进步的事，不计名利、不问得失，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健康，殊为难能可贵，我辈当引以为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