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失范”与“造假”之辩

    王正敏对自己被冠以“学术不规范”感到有点委屈，他告诉记者：“我向中科院汇报，同意复旦的处理建议，但‘学术不规范’帽子大了些，图是重新画的，旁边没有标注来源，这个算是不规范的话，我承认。”

    王宇澄则认为：“复旦的调查报告避重就轻，实行的是双重标准。”

    王宇澄所谓的“双重标准”，是指复旦学术规范委员会没有按照2005年通过的《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及违规处理办法（试行）》中的有关规定来处理王正敏的学术问题。

    “我们每一步调查都是有章可循的。”周鲁卫告诉记者，“在即将出台的新版学术规范中，我们已经新增了对学术不端和学术不当两类行为的界定。”

    对王正敏最大的质疑来自于他的57篇论文是否造假以及专著插图是否属于抄袭。而对于“克隆耳蜗”与套取科研经费，王宇澄说：“这些是央视在采访中发现的，我们先不讨论。”

    在王宇澄的帮助下，记者采访了刘新垣院士，刘新垣告诉记者：“我已经在信中说过了，评选院士时，哪怕一篇论文有点瑕疵都会落选，何况他有这么多造假和抄袭，加起来够除名60次了。”

    57篇“造假”论文出现在王正敏院士申报书中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候选人论著目录附件材料》中，其中43篇是非研究性的一般文章，另14篇由其专著《耳显微外科》拆分而成。

    对自己申报材料存在不实，王正敏认为：“这50多篇文章是我教学、办杂志等方面的心得体会。当时我的理解就是，要把发表过的文章如实列出，里面有些文章不属于学术论文，这从标题上一眼就可以看出，不存在蒙蔽评审专家的情况。”

    而对于14篇由书中拆分而来的文章，他也提到：“我在《中国眼耳鼻喉科杂志》上转载《耳显微外科》的内容，在开篇的编者按中提到‘内容节录自王正敏教授编著的《耳显微外科》一书’，完全不存在欺骗行为。”

    记者拿到王正敏申请院士时的《附件3：论著目录》，其中有“按论文、著作、研究技术报告、重要学术会议报告四类内容分别填写”的说明。

    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主任周鲁卫告诉记者：“这个情况我们也调查过，他说当时以为是把自己所有写过的东西都列在上边，我们只能说他是不严谨，应该将论文与非论文区分成两个附录，但不能说他是造假。”

    “我想让评审人知道，我不只关注科研，也关注教学和临床经验总结。我那些东西一看就不是论文，不存在欺骗问题。”王正敏对记者说。

    让刘新垣院士愤怒的另外一点是，王正敏出版于1989年的《耳显微外科》有62幅图与苏黎世大学乌果·费绪教授的两本专著《Tympanoplasty and Stapedectomy A Manual of Techniques（鼓室成形术和镫管切除术：技术手册）》和《Microsurgery of the Skull Base（颅底显微外科学）》中的图片雷同，但书中并未注明图片来源，全书也没有参考文献。所有涉嫌抄袭的图片累计占篇幅为26页，约占该书294页的9%。

    “《耳显微外科》中，我13次提到了导师费绪的名字，每种手术都会提到。一个手术有许多幅图，我提到一次就够了，不需要反复提。从费绪著作的序言中可以看到，我是被列名为参与著作写作并被感谢的。”记者看到乌果·费绪在《Microsurgery of the Skull Base（颅底显微外科学）》的序言中对包括王正敏在内的为本书作出贡献的人表示了感谢。

    周鲁卫告诉记者：“即使是这样，我们仍然认为这是不规范行为。”

    2013年7月，复旦大学聘请3名在沪院士作为校外专家对王正敏著作是否涉嫌抄袭进行鉴定。专家意见为：“在上述3本著作中，未能逐图标注原图出处和参考文献，说明作者王正敏教授和相关出版社在出版规范上还不够规范，应予指出，但不能认为这属于学术剽窃。”

    王正敏认为：“改革开放之初，学术规范面临巨大变化，总得有一个适应过程，我们根据当时的要求去做了。现在看来，这个要求不够标准，我们不能怪罪当时的人。如果这样，今天所做的，30年之后也会有问题。”

    刘新垣则指出：“即使时代不同，基本的学术规范也应当是相同的。”

    囚徒：一场没有赢家的“战役”

    王宇澄对记者说：“现在还不到谈个人感悟的时候，概括来说，只能用酸甜苦辣、百感交集、心力交瘁来形容。真正的战役刚刚开始。”

    王正敏则跟记者说：“我很委屈，但我有自信。” 

    “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复旦一名教师跟记者聊起此事时说。

    “为了举报他，我这条命都搭进去了，我曾说过我是‘扛着棺材’跟他干到底的。”如今王宇澄每天都在应付媒体的采访，和他心中的“造假者”斗智斗勇，他的工作因此受到了极大影响。

    王宇澄向记者透露：“我一度身体极差，全身起脓包，医生告诉我这种情况极有可能是有人投毒。”医院一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门诊出诊时，王宇澄在三楼茶水间泡茶，喝茶前先让其他工作人员喝，确认无毒后再喝。”

    对于“王宇澄两年的普通门诊数为143人次”的说法，王宇澄坚决否认。

    同时，王宇澄认为他在医院受到了不公正待遇，科研事业屡屡受阻。“我的事业基本上已经被彻底毁了”。

    让王正敏“现出原形”成为他生活的中心。在采访刘新垣院士的过程中，王宇澄给记者放了一段模糊的录音，据他说是王正敏对他的许诺，包括“公司准备投两个亿，院方派一个人，就是你……二级学科是虚的，三级学科有钱、有实权，也由你来做……主任是我，你当副主任……你代表我去美国House耳研所参观访问学习……”但录音的时间、地点并不清楚。

    王宇澄说这样的录音他还有很多，并且手中还掌握有其他材料。“等严肃的问题处理完了，我再跟他解决个人恩怨，让更多的人认清他。”

    记者问，你觉得这样做值得吗？他毫不犹豫地回答：“为了正义，这样做值了，人一辈子能做几件事？”

    而王正敏则面临更大困扰，“我是快要80岁的人了，本希望多为病人服务，多为科学做贡献，现在却不得不拿出时间来应付这些事情。我做了那么多为人民服务的工作，现在受到负面影响，心里是不高兴的，而且这影响到我周围的人，比如让学生感到脸上无光。”

    “这样下去师道尊严何存？”一位医院工作人员对记者说。

    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也许还需进行一次更加全面可信的调查，给公众一份更让人信服的调查报告。学术界也应该思考，以后的学术争端该由谁来认定？如何确保学术举报的调查结论令人信服？对于学术的“历史遗留问题”该如何处理？

    此外，人们对现行院士制度的质疑也此起彼伏。为什么严肃的院士评选会存在如此多的漏洞？如何逐步剥离附着在院士身上的学术、行政和经济利益？院士制度改革该从何入手？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堵住制度的漏洞，逐步“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真正还给学术一方净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