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骏

    大学不能只在防作弊上穷于应付，忘记了教书育人的责任。

    期末考试刚过，大学校园中就传出各种“神考试”版本。武汉理工大学的“高级应用程序设计”课程考试，教师将答题卡题目序号变成“天干地支”，选项变成“东南西北”。据说让学生体验传统文化是初衷之一，更主要的还是为了增加学生作弊的难度。

    安徽财政大学商学院推出“通考不通科”新政，学校只提前通知各班级考试的时间和地点，不通知具体科目，哪一天考哪一科只有到了考场才知道。据说同样为了防范学生作弊。

    在河北联合大学，校内打印店的玻璃上出现一张告示：“不缩印，没有为什么。”原来每当临近期末考试时，一些学生都会来缩印课本，做成小抄带进考场。学校严令之下，打印店只得放弃这笔买卖。

    各地大学纷纷推出防范考试作弊的办法，说明考试作弊现象比较普遍。学校如果听之任之，显然对不起学生，对不起家长，对不起国家，也对不起管理者和教师自己的良知。毕竟大学是教书育人的地方，如果走出校门时，学生没有掌握理论和方法，却将各种作弊方法琢磨个通透，岂非学校大大失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哪怕明知学生还会见招拆招化解禁令，学校也得“严明纪律”，堵住漏洞。

    然而，不管防作弊如何有理，学校如此大力防作弊，仍不脱舍本逐末之嫌。在大学的课堂教学全过程中，考试更多只是技术手段，本意只是评估学生的学习状况。尤其那些容易作弊的考试方式，对学生学习的助益并不多。学校包括教师和学生的许多精力被这样的考试牵制，这已是本末倒置。而且，要是因为课堂上本就所学不多，学生才将注意力集中到应付考试，那么仅仅加强防范作弊，却不去改进教学，岂不会让更多学生专注于应付考试，而至于防不胜防？

    深入一层看，学生进大学是为了学到真本领，无论是否考试，学生都要学习。如果只为过考试关，学到多少、学得怎样都无所谓，那进大学岂非只为一纸文凭？那国家办再多大学，大学扩招再多学生，与国家积累人才资源的战略和学生实现个人发展，又有何关系？

    再深入一层看，如果进大学只为一纸文凭，那是不是意味着社会上确实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只要有了文凭，无需真才实学，就能找到理想工作？从来南郭先生得以混饭吃就在于有滥竽充数的机会，大学生考试作弊，根本上在于社会上有许多岗位看似门槛高高在上，实际高中毕业的水准尽可胜任，招聘表上的虚张声势同大学文凭的通货膨胀原来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你少不了我，我也少不了你。

    说到这里，真正的原因已经呼之欲出：今日中国培养的大学生同社会需求明显脱节！每年700万左右的高校毕业生，包括本科、硕士和博士，如果都要“人尽其才”，需要多少高质量的职位？但以中国现在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水平，消化不了这么多大学生。劳动力市场上，简单体力劳动者渐显稀少，农民工的薪酬急剧看涨，技术工人特别是高级技工成为稀缺资源已有时日，而一些本来不喜读书的孩子却因盲从而走进大学。如此资源配置岂不是比一些高校舍本逐末防作弊更加舍本逐末？

    中国教育从来就是社会体制，而不是单纯的知识体制，因此教育的问题多半可以向社会找原因，这是实情，而不是教育界的推诿。当然，学校管理者和教师不能因此忘记自己的责任，而听任问题的存在或只知道在防作弊上穷于应付。（作者系上海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