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惟慈，著名文学翻译家，自称“一个收集癖患者”，在钱币收藏方面独有心得，他同时作为一位旅游和摄影爱好者，作品被行内人所称许。

    他的一生充满传奇。1923年生于哈尔滨，曾求学于辅仁大学、浙江大学等，以国民党青年军身份参加抗日战争，1950年于北京大学毕业。毕业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语言学院等院校讲授语言、文学课；上世纪80年代赴德国、英国教学。精通英、德、俄等多国语言，有三四百万字的译著，尤其是曼兄弟《布登勃洛克一家》、《臣仆》，奥威尔《动物农场》，以及格林、毛姆和钱德勒的作品均影响了大量读者。

    2001年，傅惟慈先生在宁夏青铜峡。

    3月16日上午，91岁的著名翻译家傅惟慈先生带着他那支神奇的译笔，以及对生活的诸多乐趣驾鹤西去。人们感念于他精彩的译作，更倾慕他丰富的人生。本刊特约傅先生唯一一部创作结集《牌戏人生》的策划编辑高立志撰文，带读者走进四根柏小院，聆听这位文化老人对读书、创作、翻译的智慧之见。

    ■特约撰稿 高立志

    我和傅惟慈老人交往十年，其见证便是他唯一的创作结集《牌戏人生》的出版。2008年，我发表了两篇对他的访谈：《对我来说，翻译是一种游戏》、《傅惟慈：享受翻译越来越自主的路》。不久，我觉得翻译家这个名头放在傅惟慈名前，容易遮蔽他的立体影像——他肯定也算收藏家，同时是文艺背包客、音乐和摄影爱好者。随后我发表了另一篇访谈《牌戏人生，无常而美——专访多栖文化人傅惟慈先生》，多栖文化人，是我当时很自得的措辞。《牌戏人生》引起不少读者共鸣，去年8月出了修订版，因为最后这几年傅老写作冲动频发，陆续又发了几篇长文。

    上周末他突然到另一个世界游荡去了，作为一个熟悉他的人，我感到惊异和伤心。其实是惊异于这离去的突然，自己竟一直天真地以为这个非常有兴味的老人会一直陪着我们。周作人说过，老人像古书，少一部是一部。傅老毕竟91岁了，怎么说也是福寿。每年春节后，我们几个朋友都会相约，天暖的时候到他的四根柏小院看看花，今后大概不会再这么相约了。傅老是一个非常看得开的人，他背上背包去游走，可以和一些虫子同住鸡毛小店，死后也什么都不带走，把所谓皮囊捐给了医学实验。今天如果非让我给傅惟慈这个名字前加上个名头，我宁愿说他是一个趣人，一个达人。

    高立志：您翻译的作品包括匈牙利、保加利亚、波兰、德国、奥地利、瑞士、希腊、英国、美国等多国文学30余种。我们知道您一辈子和书结下很深的缘分，对于您个人来说，读书有什么样的意义？

    傅惟慈：我译过的作品虽然数量不少，但在开始走上这条路的最初阶段，大部分是应出版社迎合政治需求而规划的作品。现在回头看，除了两三种外，大多已失去价值，不值一提了。就像做任何一件事，起步的时候，难免在歧路上徘徊一阵，才逐渐摸索出一条正路来。你提到我这辈子同书结下不少缘分，这很重要。正因为爱看书，喜欢阅读——杂乱无章的阅读——才最终把我推向译书的道儿上。我总觉得一个人所经历、所思考的终究是有限的，如果我们要让生活无限丰富，那只有通过阅读。阅读，让我感到我过的是不止一个人的生活。或者形象地说，一个人只能在有限时间里拥有一小块有限地盘，我们可以通过阅读扩大这个地盘，通过阅读拉长我们拥有这块地盘的时间。一位文学评论家曾说，叙事可以改变人的存在时间和空间的感觉。我理解的“叙事”，既包括简单的看书、听故事，也包括带有创造性的写书、译书。

    高立志：那您给我们举例谈谈几本对您影响比较大的书吧。

    傅惟慈：我写过一篇文章叫《我译的第一部英国小说〈问题的核心〉》，谈到格林对我的影响，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其实，我所翻译的书对我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包括钱德勒的书，还有《动物农场》、《丹东之死》、《臣仆》都促进了我对很多社会问题的思考。关于这些书，《牌戏人生》里基本都谈了。简单地说，我喜欢翻译那些能引起我共鸣的作品。过去我曾同青年翻译者对话，我也建议他们译一些和自己气质相投的作品。我喜欢的外国文学作品很多，当然不可能都一一译过来。限于时间，有的早有别的高手捷足先登了。即以德国文学为例，那个23岁就早逝的毕希纳，我喜欢他的《丹东之死》，也非常喜欢他的中篇小说《棱茨》。还有一部中篇小说，是我上高中时就看过的《珊拿的邪教徒》，胡风的北大同班同学王实味翻译的。后来我还幸运地拥有了这本书的德文版呢。郭沫若也译过这本书，书名译作《异端》。我更喜欢王实味的译文，读起来比较顺畅。

    这本书讲的是：一座山顶上住着一个妇人带着她的很多孩子。这些孩子的父亲是谁呢？连这个妇人都弄不清。所以这是被上帝抛弃的一家人，是被视为不贞的邪教徒。有个好心的年轻神甫一次次去看望她，希望能够感化这个妇人皈依上帝。在多次上山后，神甫不仅没能改变这家人的生活方式，反而爱上了那种陶醉在大自然中的生活，爱上了这家人的大女儿，一个天真无邪的野姑娘。年轻的神甫索性脱下神袍，放弃了禁闭在教堂中的神圣生活，成为这家邪教徒的一员。

    但我不理解天主教神甫为什么禁欲，过独身生活。当时我正跟天主教圣心会的比利时籍神甫练习德文会话，我便把这书的德文原版借给他看，一者是请教，二者我想挑动他的凡心。后来我因为参加爱国学生运动，不得不逃离北平，没有把这本书及时取回，解放后，这个神甫也去美国了，这本书还在他那里。

    那是一本带有许多精美插图、印刷考究的德文本，我非常喜欢。上世纪80年代后我不止一次去德国，虽然努力寻找这本书，但一直没能买到我失去的那个版本。我也很想知道那神甫朋友读后的心理感受，这都成为秘密，被带走了。

    高立志：说实在的，尽管我是您多年的读者，但在结识您之前，还真不曾注意到您文字的造诣。幸好现在有《牌戏人生》这本书，其中《童年游戏》、《千里负笈记》、《出亡记》、《牌戏人生》、《癖好之累》等给我强烈印象。您说过，您梦想成为一个作家。真遗憾，您自己的随性小品比起译作来，太不成比例了。大部分职业翻译家尽管成就斐然，最终却默默无闻。像金克木、季羡林，还有李文俊、施康强诸先生名气甚高，估计主要还是得益于他们的散文创作。我想到王小波的一个观点：中国现代文学最有价值的文字来自翻译。广而言之，在现当代文学中，您最喜欢谁？

    傅惟慈：其实，在翻译和创作之间，我徘徊过。没有成为作家，一是受时代的限制，在那个人人必须参加一个调子的大合唱的年代，如果唱出异音，势必惹出大麻烦。更重要的是，我发现自己实在没有写作的才能。特别是阅读了国内外那么多了不起的经典名作后，我自己能够写出什么来？白白浪费纸墨而已。但是另一方面，我又不愿“噤若寒蝉”，总有些想法想表达出来，那就只能借助国外大师之口了。但就是翻译别人的东西，也不断挨批，甚至差点惹祸。在《我戴上了诗人桂冠》一文中，我记叙了一个经历：因为翻译德国1848年革命诗歌，我竟被认为是写反动诗，这些诗歌要是我的创作，那还了得！要不是我有证据能够证明那是应出版社之约做的翻译，估计达摩克利斯之剑就要落下来了。

    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气氛宽松，可以写点东西了，你看董乐山、冯亦代这时候就发表了非常多的知性小品文。但我生性疏懒又好奇，日渐开放的新时期带来许许多多过去无法享用的新事物——音乐、电影甚至出国旅游，令我应接不暇。我实在不愿像几位好友那样日夜伏在书案上爬格子，所以比起他们来，我实在惭愧，于是还是在教书育人的本职工作上再做点熟门熟路的翻译工作罢了。透露一句，好友董乐山的获奖小说《傅正业教授的颠倒世界》就是以我为原型的。

    再说你提到的后一个问题。我个人读书，不是为了给作家排座次。但你既然这么问了，就让我想一想。我最喜欢的应该是郁达夫。他的文字真诚，很深情，有个性，尤其他的《迟桂花》富有美人迟暮的诗意。孙犁的作品我也读了很多，很简净，字里行间还有对青春的女性的爱，你仔细看，能看出来的。至于当代作家，我最喜欢张中行，他记性太好了，多年的事还记得那么清楚，很了不起，文字幽默风趣。

    你刚才提到的王小波，还有王朔的文字，我都比较喜欢，我还读北岛、多多的诗歌，也很好。

    高立志：北岛、多多属于朦胧诗派，当时算先锋的一群，很多人指责说看不懂。

    傅惟慈：看不看得懂是一回事，喜欢不喜欢是另一回事。说实在的，我也看不太懂，但我觉得那是好作品，喜欢。多多是我的朋友，我还参与了他们一些诗歌的讨论。

    高立志：算起来，多多应该算您的忘年交，您的心态让我们钦佩，因为您如此支持年轻人的先锋创作。

    傅惟慈：你把我说得太高了，我只是好奇，也不愿意落伍罢了，年轻的朋友们懂好多我不懂的东西，一人一世界，只有通过交流，自己的世界才能变得更开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