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弋 绘

    3月25日，中央电视台《新闻1+1》栏目以“大凉山：别让教育着凉”为题，对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辍学打工问题进行了报道。据报道，在凉山州美姑县四季吉村，120多名学龄儿童中，有一半多处于未读书的状态，这一现象值得深思。

    扶持贫困地区教育是政府职责所在

    ■汪明

    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对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的扶持力度，出台了一系列倾斜政策。把这些扶持政策落到实处，让像凉山州这样的广大贫困地区的孩子真正从中受益，是当前发展贫困地区义务教育重中之重的战略任务，也是化解贫困地区适龄孩子辍学问题的根本之策。

    我们要通过一列系扶持政策，让贫困地区孩子看到未来的前景和希望，激发他们内心的求学愿望。从凉山州反映的情况看，孩子辍学外出打工，既有现实的经济原因，也有对未来前景的失望。当地老百姓之所以对教育持怀疑态度，是因为当地高中比较薄弱，考上大学的也是寥寥无几。而恰恰是这种对未来前景的不看好，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贫困地区孩子是否继续求学的最终选择。在我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进程中，积累了“防流控辍”的诸多宝贵经验，然而今天的教育内外部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何让贫困地区辍学的孩子重新回归学校，需要有一些前瞻性、引领性的政策举措，要让农村孩子看到未来的前景和希望。同时，要进一步加大贫困地区薄弱高中的改造力度，不断提高教育质量，为贫困地区孩子提供更多的升学机会。

    我们要通过一系列扶持政策，让贫困地区孩子能上学、上好学，防范辍学现象的发生。从凉山州反映的情况看，当地现有的村小学和教学点办学条件差、师资水平弱，乡中心学校难以满足孩子寄宿的需求。

    让贫困地区孩子能上学、上好学，防范辍学现象的发生，须着力做好义务教育学校的布局规划。2012年，国家出台了规范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政策。在各地新一轮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规划中，盲目撤并学校的做法得以遏制，但仍有一些做法需要引起关注。从一些地方的规划看，恢复和新建的教学点数量有了明显增加，但村小学的数量仍然有所减少，其主要原因是，很多新建的教学点是由原来的村小学转换而来，原村小学将高年级学生转到乡镇中心学校就读，留下的校舍变成教学点，供低年级孩子就学之用。这样的做法与凉山州的做法基本相同，由此是否会引发新的上学难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从规范的角度看，在乡镇中心学校难以满足住宿需求、而走读的路途又比较远的情况下，各地不宜简单地将村小学转为教学点。此外，在各地新一轮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规划中，不能将办好村小学和教学点仅仅当作权宜之计，也不能只是采取一些过渡性办法和措施，应当有长远规划和配套政策，并且不断加大扶持力度。

    让贫困地区孩子能上学、上好学，防范辍学现象的发生，须着力化解制约村小学和教学点发展的师资瓶颈。事实上，此情此景并非凉山所独有，在我国很多贫困地区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从扶持村小学和教学点的相关政策看，国家鼓励各地采取在绩效工资中设立岗位津贴等有效措施支持优秀教师到村小学和教学点工作，研究完善符合村小学和教学点实际的职称评定标准，职称晋升和绩效工资分配向村小学和教学点专任教师倾斜。同时，国家出台了连片特困地区乡村教师的生活补助政策，旨在改善贫困地区乡村教师的生活待遇。要想让这些扶持政策落到实处，发挥其应有作用，各地还须花更大气力，做更多深入细致的工作。

    （作者系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基础教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童工事件呼唤贫困地区教师本地化

    ■廖德凯

    从报道来看，凉山州美姑县四季吉村的教育质量显然是学生辍学的主因之一，“读到四年级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也说明教师能力的极端不足。由于当地没有任何公共财力，全凭上级的政策支撑，当地只能进行一些有限的改善。可以说，一些政策的导向过分“一刀切”、未体现地区差异以及资金的注入安排缺乏重点、“撒胡椒面”，都是原因所在。而当地急需老师的问题，也因为政策限制，无法得到根本解决。

    由于资金投入受限于财力，极度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提高，只能从比较容易的事做起，比如提高小学教师的数量和质量。但这一相对容易做的事情，却又受限于人事政策，无法得到更好的解决。比如按照学校及人口比例进行的名额分配，在招考教师时对学历等条件的限制等等。一个个门槛，使当地无法做到招聘教师“退而求其次”，而是只能聘请代课教师，那点微薄的工资，能聘请怎样的代课教师可想而知。

    极度贫困地区条件极其艰苦，分配来的教师流失严重，也吸引不了高水平教师。这是我们解决这一问题的认识基础。可以说，极度贫困地区最需要的，不是教师特别高的教学水平，而是“留下来的能力”。每年大凉山深处的教师招考，其竞争激烈程度并不比其他地区差，但报考者大多是将其作为获得编制的途径，并没有做好长期在这里教书育人的准备。而由于语言、生活习惯、基础条件的巨大差异，外地考入者事实上也无法在短期内适应，早早走人，甚至宁愿放弃编制走人也就并不奇怪了。“最美山村女教师”马剑霞也是第一天看到校园就失声痛哭，只不过她坚持了下来，而学校艰苦的环境却是大凉山深处的常态，也决非一时所能改变。

    因此，从实际情况出发，极度贫困的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人才的培养，应当更多从本地挖潜。每年当地总有一些大专生、中专生、高中生，但这些人在参与招考中或者无法和外地考生竞争，或者受到招考条件的限制，最终无法进入正规教师队伍。如果代课，这些在当地的“高级知识分子”面对如此之低的薪水，绝不会愿意。长期以来，当地初中生教初中、小学生教小学的情况不同程度存在。而当地的大专、高中、中专毕业生，如果给他们进入“体制内”的机会，肯定会愿意、并安心于当地教育事业，但是却被浪费了。

    根据现实情况所迫及客观条件限制，应允许这些地区每年拿出一定名额，降低学历条件，面向本地户籍的大中专、高中毕业生招考语言相通、文化相融、条件相若同时能够留得住、有一定能力水平的教师。这些本土人才有“留得住”的能力、“留下来”的意愿，在自己成长的土地上愿意尽心尽力，当地基础教育水平应当能在短期内得到较大幅度的提高。至于硬件条件的改善，只能期待政策资金的进一步倾斜，或者本地经济水平提高以后，逐步加以改变了。

    （作者系四川省凉山州基层干部）

    解救童工需要对症下药

    ■黄少卿

    大量经济学文献分析表明，童工现象背后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除了物质贫困之外，还有机会贫乏、信贷市场不完备、劳动力市场不完备、父母特征、宏观经济上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经济增长缓慢以及性别歧视等社会原因。这就要求政策制定者，一方面针对特定的童工现象，分析清楚背后的具体原因，以便“对症下药”；另一方面，正如长期研究童工的著名印度裔经济学家巴苏所言，在极端贫困条件下，如果只是强制禁止童工，而没有政府和社会的救济措施跟进，对孩子而言，随之而来的很可能是更严重的饥饿和身体伤害，因此政府有责任提供配套的福利措施。

    从社会契约论的视角来看，在现代社会，人们让渡权利组建政府，并自愿承担纳税义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人的一生充满各种风险，包括出生在穷人家的风险，我们需要政府来为此提供保险服务。而政府对贫困家庭提供生活补助，对其子女提供强制性教育等福利措施，就是兑现向每个公民承诺的保险服务，从而保证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对此，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已经给出了精辟的论述。

    有了上述讨论，我们再来看大凉山的童工问题，情形似乎更加明晰了：它考问的不是政府禁止童工的立法是“恶法”的问题，而是政府是否充分履行了应该承担的更多责任。

    譬如，中国已经经历了长达30多年的经济发展，成为了人均收入中等偏上的国家，为什么大凉山地区还如此贫困？显然，地区收入分配不公是一个重要原因。为了缓解贫困家庭因为极端贫困而让孩子辍学打工的问题，政府是否提供了更有效的贫困资助计划？再如，大凉山地区的孩子普遍外出打工而逃避强制性教育，这是否反映了教育投资的私人回报率偏低？已有研究表明，中国基础教育的社会回报率非常高，而私人回报率却相对要低很多，为什么教育投资收益难以内部化，这是否与一个地区创业环境不佳有关？而创业环境是否又涉及地方政府的行政效能？最后，也许我们还需要追问，户籍制度对居民流动的束缚、缺乏最低要求的资金资源来做小生意、中国不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和信贷市场，又应该为童工现象担负多大的责任？

    所有这一切，也许最终都指向一点，那就是在未来，我们国家能否建立更加健全的法治、更加有效的市场、更加高效廉洁的政府、更加公平公正的社会保障？为了大凉山的孩子，请不要逃避责任！

    （来源：凤凰网凤凰评论，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