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在很多专家看来，从基因上就决定了其失败的命运，尽管临床型研究生挂着临床两字，但医学院校不同程度沿用科学学位方式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即“重科研轻临床、重论文轻技能”，导致毕业研究生临床技能难以胜任岗位实际需求。

    “什么时候基金、课题、论文的‘紧箍咒’从临床型硕士的头上摘下来，临床专业学位的春天才会来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神经外科的住院医师刘昂斯说。

    李文君的疑问折射的是更深层的问题，医学教育和毕业后教育之间，存在着一块“玻璃天花板”。

    在传统的医学教育版图中，医学院校以学校围墙为界，从入口到出口，少则3年，多则8年，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教育生态。这和进入医院阶段的毕业后教育格格不入。院校教育和毕业后教育，由教育部门和卫生部门分段管理，政策时常打架。

    贵阳医学院院长何志旭称，国家规培制度的建立是医学院校教育和毕业后教育的“一次伟大握手”，而其伟大之处在于，通过对学位衔接的政策设计，让原来在不同跑道上的专业学位教育和规范化培训并轨运行。《指导意见》指出，取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并符合国家学位要求的，可授予医学硕士专业学位。

    医学生实习深陷法律之困

    规培能否解开医学实习的“镣铐”？

    “见习期间被病人要求回避，被手术室护士挡在门外不让进，连上台拉钩（一种基本的手术操作）都不让。”大五学生柏宇康吐槽自己的毕业见习是“只准看不准摸”的培训。

    缺乏临床实训，如今已不是临床专业硕士的疑难杂症，而是各学制医学教育的常见病。这背后折射出的是医学院校教育和行业教育的深层矛盾。

    1999年5月，我国正式施行《执业医师法》，规定“未经医师注册取得执业证书，不得从事医师执业活动”。医学生在获得医学学士学位后，必须在临床工作一年才能够参加国家统一举行的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获执业医师资格后才有临床处方权。

    桂永浩说：“由于没有处方权，不可独立处置病人和进行手术，这是导致临床医学专业学生的临床能力训练难以进行的主要原因。”

    《执业医师法》出台后，几所医学院校的校长到全国人大上访，希望能够修改法律，承认高等医学教育临床阶段的特殊性和合法状态。

    这并非难事，迟宝荣说：“只需要在法律上为高等医学教育开一道口子，把临床学习阶段放进来，建立学习行医制度，规定学生在上级医师的指导下，遵循各种各样的医疗规范的前提下，可以进行临床实践，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但是，15年过去了，呼吁声此起彼伏，但这道口子始终没有开。

    《执业医师法》给医学教育双脚套上了一对“镣铐”，一些医生出于职业责任感，冒着风险带教学生，进行极为有限的临床实践训练。“因为最后签字的是你，所以责任在你身上。但如果你不让他上手术台，将来等他上手术台了，救人的刀就可能成为杀人的刀”。这样的两难困境，一直困扰着医生。

    要解开绑在医学实践腿上的“镣铐”，国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是一把难得的钥匙。它不仅将长久困扰着医学实践与职业医师制度的“割裂一年”融化在规培的3年之中，而且通过3年的通科大轮转将住院医师的临床技能夯得更实。

    尽管如此，规培制度要真正担任起拯救被行业制度戕伤的医学实践的使命，还需要跨过一道现实的坎——规培基地要有足够的盘子，接住每年汹涌而出的毕业生。尽管每一所规培基地在入口处要有质量控制，但是从整个毕业后教育的版图来看，这应该是一个有梯度的、自洽的人才培养系统。总之一句话，既要控制质量，又要保证流量，从制度到现实，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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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国家住院医师培训制度简介

    美国：高门槛，严要求 美国住院医师的准入门槛较高，其住院医师的培训内容包括医疗、教学和科研3个部分。住院医师在培训期间需要参与大量的临床实践工作，要进行通科大轮转。培训期间都必须选修指定的课程，并完成一定量的授课任务。

    古巴：与服务基层结合 古巴的医学院校毕业生参加全国统一考试，通过者即有行医资格。医学毕业生必须到基层医疗卫生单位工作3年，接受全科医学训练。若想成为其他专业的专科医师，还需接受3至4年的培训。 

    德国：严格实行淘汰制 德国医学院的学制为6年，所有在校学生除参加本校的考试外，还必须参加3个阶段的国家医师资格统一考试，严格实行淘汰制。凡通过3个阶段国家医师资格考试的学生，毕业时授予医学硕士学位。此时，毕业生即获得医师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