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颖一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计量经济学会（The Econometric Society）会士（Fellow）、2009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得者，曾任教于斯坦福大学、马里兰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研究领域包括比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中国经济。在《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学期刊》、《经济学季刊》、《经济研究评论》、《经济研究》等国际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多篇。

    人们习惯于把教育等同于知识传授，把学习等价于知识获取。而我更提倡学会思考重于学会知识。

    2014年，中国经济进入全面深化改革元年，世界经济亦面临全球化竞争加剧；同时，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正在改变世界。所有这些变化，都对中国的教育，特别是管理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当前，管理类人才培养取得了哪些成果？存在哪些短板？在中西比较的视角下，其根源何在？大学中的商学院如何利用大学优势发展管理教育？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建院30周年前夕，记者围绕以上问题，采访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

    ■本报记者 俞水

    世界范围商界顶尖人才鲜有中国人

    记者：上世纪90年代初，管理教育对我国民众来说比较陌生。20多年过去了，管理教育在中国火爆异常。近些年来，我国管理教育分为几个层次，发展概况如何？

    钱颖一：目前，我国的管理（学位）教育有四个层次。一是本科教育，学生年龄大约18-22岁；二是无工作经验的本科毕业生直接就读的研究生管理教育，学生年龄大约22-24岁；三是具备大学学士学位并有若干年工作经验的人士攻读的全时或在职的MBA（工商管理硕士），学生年龄在30岁左右；四是有多年管理工作经验的高级管理人员攻读的EMBA（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学生年龄为40岁左右。

    这些年来，我国管理教育的发展进步很大。以MBA和EMBA为例，在短短的20多年中，取得的成就以及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是显著的。有这样一些事实：第一，在教育部批准设立的39个专业硕士学位中，MBA是第一个举办的，为之后设立其他专业学位教育的定位、规范等起到引领作用。第二，在39个专业学位中，MBA和EMBA的规模最大。虽然工程硕士学位整体规模更大，但其中专业领域分类繁多。第三，MBA和EMBA在教育质量上的成绩也很亮眼。在权威性的英国《金融时报》EMBA百强排行榜上，2013年全球前十名中就有3个是中国大陆的学校，加上中国香港的学校共计4个。这种国际认可程度在国内高等教育的各学科、各项目中都极为突出。

    记者：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和中国经济发展的需求看，我国管理教育还有什么样的发展空间？

    钱颖一：中国的管理教育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和空间。2013年，中国的GDP按照市场汇率计算，首次超过美国的一半。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则超过美国的四分之三。仅从MBA和EMBA来看，现在我国每年招收4万多名MBA学生和8000多名EMBA学生。而美国一年招收MBA学生15万人。这还只是每年入学的流量差距，美国的MBA毕业生存量更多。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未来对管理类人才培养的潜在需求是巨大的。

    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的管理教育受益于中国经济和企业的快速发展，在未来这种受益还将持续。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全面深化改革、日益加剧的全球化竞争、日新月异的技术变化趋势，也对中国的管理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

    记者：中国的管理类人才与欧美等国家的管理类人才差距何在？

    钱颖一：从世界范围来看，商学教育界和商界的顶尖人才中鲜有中国人。当然，我国的管理教育起步较晚，发展的时间还比较短，所以与欧美发达国家有差距不足为奇。但有趣的是，我们与印度相比，也显得有某种差距。比如，哈佛商学院、芝加哥商学院、康奈尔管理学院等国际顶尖商学院的现任院长都是印度人。但是国际顶尖商学院院长中目前还没有中国人。在全球财富500强中，微软的CEO、百事可乐的CEO、德意志银行的联执CEO、花旗银行的上任CEO都是印度人。然而，在非源于中国的世界级跨国公司CEO中没有中国人。这些出类拔萃的印度人的背景，大都是在印度国内念完本科或者硕士，再到美国等国家深造，之后进入商学院或商界。

    这种现象是否与我们的人才培养有关系？我曾经认为，与印度相比，造成中国人缺席国际商界顶尖舞台的原因是语言障碍。不过，随着我国英语教育的不断发展，我国培养出的人才英语水平越来越高。我也曾经思考，是不是中国人的沟通能力出了问题，但现在觉得这并不是问题的本质。我猜测，这里可能的根本原因是我们的学生看问题的眼光、思考问题的方式、分析问题的方法等方面有很大的局限性。这些方面英文叫做“mind-set”，中文可翻译为“思维定式”或“心智模式”。这就与教育相关。

    中国教育的优点也很明显。一是中国学生基础知识扎实，二是中国学生的平均水平很高。能够有这两点优势并不容易。这种人才优势在中国处于经济追赶期、向国外模仿学习的阶段有积极作用。但是，一旦走到技术前沿，真正站上国际舞台，我们的学生在创新能力、领导力上就显得不足。这与学生的创造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局限性密不可分。

    记者：您说的这种能力，对于每个学生都很重要，对于管理类人才来说有什么特殊意义？

    钱颖一：相比工程、技术类人员，管理类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往往更多地与社会打交道、与组织打交道、与人打交道，应具备的能力要更加综合。追溯商学院的历史，可以看到，在过去100年里，其名称是有一定变化的：20世纪初成立的基本都叫商学院，“二战”后成立的大部分叫管理学院，近些年，有人提出应该叫“领导力学院”，都说明对培养人才的综合能力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未来，无论学生是到国企、民企、外企，还是当公务员，或者自主创业，都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对学生领导力的培养，其中就包括思维定式或心智模式。

    要警惕“短期功利主义”盛行

    记者：在您看来，造成以上问题的原因何在？

    钱颖一：“短期功利主义”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以教授的两个EMBA班做对比，一个是中文班（基本上都是中国学生），一个是国际班（大多数是外国学生）。两个班学生提问的问题类型很不一样。中文班的学生关心的都是当前的企业问题、行业问题、刚刚发生的或者急需解决的问题。但是，国际班的学生更多地是对你讲课的内容进行追问、挑战。前者关注的是实际问题（practical problems），后者关注的是思维问题（intellectual problems）。这就是不同。

    我在听取本科生对课程设置意见时，会听到一些学生抱怨有些课对找实习单位或找工作没有用，比如中国文明、西方文明、哲学伦理等课程。他们希望学院多开和早开一些对找工作立即有用的课，比如会计、金融等。

    记者：不过，与管理教育相关性很大的经济学，本身就与功利主义息息相关。

    钱颖一：是的。现代经济学就是建立在结果主义（consequentialism）和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哲学基础之上的。功利主义在中文中具有贬义，但在英文语境里比较中性。作为一种哲学，我们不能批判功利主义。但是我想强调的是，当前我国存在的问题是“短期功利主义”盛行。

    高盛集团在北京招人时，向来面试的学生提出的问题基本都是具体的技术性问题。比如，当利率变化的时候，某种证券的价格会发生什么变化。但是，他们在纽约招人时，不太会问金融、会计方面的问题，往往会问与历史、哲学相关的问题。比如，他们会与应试者探讨关于古希腊、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前者，他们是招聘技术人才，而后者，是招聘未来要培养的领导者。这是在不同的市场，采取不同的定位。

    记者：教育中存在急功近利的现象，是否与整个社会大环境分不开？教育毕竟不处于真空环境。

    钱颖一：教育既反映社会，又服务社会，还受制于整个社会环境。而我们目前大环境就是短期功利主义。比如，我们追求当年GDP、喜欢引用增长数据，但是不会讲数据背后的故事，仿佛数据本身就是目标。这些数据说明了什么？你的解读方式是什么？实现这些数据的背后，我们牺牲了什么，付出的长期成本又是什么？我们不去深究。

    记者：对教育的评价、教育者的评价，是否也有这种短期功利主义倾向，进而影响了教育者的教育教学？

    钱颖一：研究型大学的教师从事的是创造性、思想性的工作，不是流水线上或程序化很强的工作，也不是容易度量其质量的工作。因此，不能用计件制、记工分等通行办法来评价、考核教师，否则容易导致数论文篇数、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但是，目前我国大学中大都是采用计件制、记工分制的教师薪酬制度。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清华经管学院从2009开始进行教师人事制度改革。一个重要理念就是，这个改革要着眼于“大学”、“教师”、“创造性工作”这三点重要特征。正是为了给教师创造有长远打算的空间，我们对教师的科研评价由原来的一年一评，变成三年一评，由原来的计件制，改为年薪制。

    记者；这些年，您比较关注通识教育，在很多场合都有提及，这是不是也是对抗短期功利主义的一种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