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政府研究室社会发展处处长黄辉说，为见义勇为行为加分政策的出台有其历史背景，在宏观导向上要“扶弱”，在倡导见义勇为的同时，还要体现权力的约束性、制度选择的唯一性，不能把社会责任转移给高考。如果其他制度能解决的，就尽量不要通过高考这一“指挥棒”来调节。

    56.29%的家长认为，来自公务员、教师和富二代家庭的孩子更容易享受高考加分政策——

    高考加分加给了谁

    这个高考季，对于2014年参加高考的考生及家长而言，什么群体更容易享受高考加分政策，也是他们广泛讨论的焦点问题。

    在此次中国教育报进行的调查中，被调查家长从事的职业及身份构成情况是：11.30%为公务员，53.30%为事业单位人员，15.14%的为企业人员，归侨和少数民族占比2.35%，其他占17.91%。其中，72.07%的受访者表示，近10年虽然身边有1至2个及以上亲属的孩子参加高考，但其中仅9.59%的受访者表示，有亲属子女享受过高考加分政策。

    史耀疆教授认为：“这意味着中低收入家庭相对较难获得高考加分机会。或许原因在于家庭经济状况有差异，导致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在孩子教育投入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家庭条件在子女教育上的代际传递。同时，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教育对于社会分层的意义。”

    在公众心目中到底是哪些人最容易获得高考加分机会？此次调查结果显示，45.63%的受访者认为是有特长的孩子；30.7%的人认为是来自公务员家庭和教师家庭的孩子；59.06%的受访者认为是少数民族、华侨子女；25.59%的人认为富二代家庭的孩子更容易享受高考加分政策。

    对此，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雷万鹏教授认为，调查结果表明，现有加分政策的受益群体具有多样性，从加分政策的设计初衷看，基于对某些群体的教育补偿（比如少数民族子女）体现了社会公平的理念；突破标准化考试之局限，选拔有特长、有较高发展潜质的“偏才”也体现了效率原则。但如果加分政策随意化，可能为某些拥有更多社会资本、权力资本的群体提供“交易”的机会，最终有可能导致一项旨在彰显社会公平的“善政”，演变为扩大社会不公平的“恶政”。

    雷万鹏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采访中，四川大学锦城学院大三学生小尹告诉记者，他身边就有一位同学曾因国家二级运动员而加5至10分，并且最终通过艺术方式被武汉某大学录取。

    浙江省的“三模三电”项目（航海建筑模型、航空航天模型、车辆模型与无线电测向、无线电通信、电子制作）曾饱受争议，2010年，浙江全省有643位考生凭借“三模三电”比赛获得高考加10分的待遇，其中绍兴第一中学在该项目加分的学生最为集中，达到46人，一些官员子女因此加分。于是，公众对于比赛中的“猫腻”与项目的意义提出了广泛质疑。

    针对“三模三电”等个别体育项目上暴露的问题，2011年起浙江省对高考加分大幅“瘦身”，取消了“三模三电”体育加分项目、“奥赛”省级获奖者及科技竞赛集体项目获奖者中除“第一作者”外的加分资格等。

    经过民意推动的这场高考加分“瘦身运动”，浙江省再次“瘦身”体育加分项目，并彻底取消了“三模三电”项目比赛。“瘦身”的结果，在今年浙江省普通高校招生报名的30.86万人中，最终获得高考加分的考生有3996名，其中，体育项目加分的考生由2010年的1011人降至今年的179人。

    逾80%的家长认为“裸考”最公平，19.83%的家长认为适当加分可引导基础教育改革——

    裸分上大学与加分上大学的公平之争

    对于高考加分项目的大规模“瘦身运动”，也有不少教育界及体育界人士提出质疑。浙江省体育局训练竞赛处有关负责人认为，高考加分政策对于提高学生身体素质有“指挥棒”的导向作用，可以倒逼学校在强化考分教育的同时，注重学生的体质健康。

    考生家长韩女士认为，“体育高考加分等部分政策最初的设计初衷是好的，但问题是，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规范操作。如果一项加分政策能把有一技之长的孩子选拔出来，我觉得这个政策就是合理的。”

    通过梳理国内高考加分政策，记者发现，目前的高考加分政策大致有照顾性加分和鼓励性或奖励性加分两大类。前者主要是根据考生的自然属性，依据国家相关照顾政策对少数民族、烈士子女等群体加分，这种加分主要是对竞争起点不公平的一种矫正，属国际惯例；后者主要是面向那些在某些领域拥有特长、通过考生自身努力取得成绩后而获得的加分，是对广受社会诟病的高考“一考定终身”、完全按分数录取的一元制标准的补充。

    但是,一些地方不规范的操作过程屡招争议。以体育特长生加分为例，各地在操作中出现了一些偏差，北方一些城市在国家二级运动员认定上，曾出现过一个班级有好几十名二级运动员的极端案例，使公众对高考加分政策的公平性产生了一定的怀疑，甚至民间还出现了不少呼吁高考重回“裸分录取时代”的声音。

    这种呼声在此次的问卷调查中也有所体现。在1327份问卷中，31.56%的受访者认为，“完全以分数录取最公平”；19.83%的人认为，“适当有加分项目可引导基础教育改革”；11.73%的人认为，“高考投档以考分为唯一标准，是否加分交给录取高校自主决定”；21.54%的人认为，“高考就是高考，录取就是录取，如果有任何加分项目，对大多数人来说就是不公平”；44.35%的人认为，“高考加分很容易成为权力寻租的通道，应当不论民族、不论信仰、不论家庭出身、不论老弱病残，只要具有中国国籍的公民，在高考面前应当人人平等。高校可以根据自身学科专业发展需要，在考分基础上自主录取具有不同素质的考生”。

    “不论是全国性的高考加分政策，还是省域内单独制定的加分政策，都只是体现了政府主导的色彩，作为一项与绝大多数家庭利益相关的重大教育民生政策，应当广泛吸纳民意，充分尊重高校的招生自主权。这意味着当前的高考加分政策在公共理性方面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雷万鹏教授认为，此项调研的民意数据表明，无论是考试还是录取，应当赋予高校更多自主权，如果制度设计合理，对高校招生实施严格监管和“阳光招生”，作为人才的培养单位，高校有更强的专业能力评估每个学生的发展潜质。

    采访中，也有不少中学校长表示，不管今后高考加分政策是否会向“裸考”或“裸分录取”的方向调整，都不可能将高考招生录取重新恢复到单一的“以分数挑人才”模式，否则改革就是一种时代倒退。“实际上，即便实行裸分录取，也不等于取消了高考加分，可以将加分环节后移到高校招生环节，由各高校自主确定”。

    也有从事教育研究的学者建议，不论高校，还是中小学，都应当建立多元的人才评价标准。比如，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基础教育突出强调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每年，学生的成绩单上除了有各学科的分数，还有每个学生参加集体和社会实践、公益劳动等“课外”活动的能力表现分，这些都将成为这个学生未来升学的主要依据。

    在美国，一些名牌高校每年的招生实行的大多是多元录取标准。比如，在国际上具有广泛知名度的SAT等招生考试，考试成绩只是评价学生能力状况的一项指标，其所占权重在整个评价体系中仅占25％左右，比如品德修养、心理素质、应变能力、社会实践能力等都是评价指标。一个学生如果在某方面表现特别突出，即便学业成绩表现一般，也能进入知名大学深造。

    “如果中国正在实验的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完善了，将来可能和美国一样，能大大降低考试成绩在评价体系中的权重，到那时，就不会存在加分上大学与裸分上大学的公平之争了。”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罗斯高教授说。

    （统稿：本报记者柯进；参与调查：本报记者魏海政、刘磊、阳锡叶、程墨、李见新，实习生孔德媛、吴宇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