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明：我想是因为他们有更强的责任感、使命感吧。

    记者：北大和清华都在做慕课，我听说你们在“比着干”？

    李晓明：相互学习借鉴，争取做得更好，这不是坏事，但是两所学校采取的推进策略、工作方法等有所不同。北大到目前还只是通过一个横向协调的工作组在推进，而清华大学则成立了专门的实体部门来推动慕课建设，应该说力度更大一些。

    记者：现在很多行业院校、地方院校也在积极跟进，对此您怎么看？

    李晓明：我觉得应该鼓励，各自找到自己的定位，有些以采纳、应用其他学校的慕课为主，有些则可以开出自己的特色课程。有很多行业院校、地方院校，在某些领域有其明显的专业优势和特色，他们可以开出很好的慕课。

    记者：高校为何有积极性去做这件事？

    李晓明：我有一个投入产出比的理论。高校用不太多的投入做慕课，可以换来什么产出呢？第一个是可以促进教学改革，提高实体课的质量。我既开实体课又开慕课，有切身体会，虽然是教了好几遍的课，但是要准备慕课，还需要把课程内容重新梳理一遍，一遍慕课教下来，相当于经受了一次洗礼；第二个是可以改进教学效果，利用慕课的资源，进行翻转课堂等教学方法改革；第三个是可以提升学校的声誉，尤其是提升学校的国际影响；第四个，虽然慕课提倡学习免费的理念，但未来也有可能通过增值服务产生一定的收入。

    记者：高校开慕课需要什么投入？

    李晓明：高校的投入主要是视频录制的设备及相关软件等，助教费，以及可能给老师的一点特别辛苦费。从北大的情况看，平均起来一门慕课的投入差不多10万元吧，和以前精品课程建设的投入差不多。我近一年多来访问一些学校，了解到有些老师过分看重讲课视频的美学效果，感到很有压力，其实大可不必。我认为，有些课，请专业的摄影团队来制作是合适的，但大部分课程用比较朴素的方式做就很好了，不仅能为学校省不少钱，而且也省了主讲老师的时间。

    记者：不同课程的投入成本是否有差异？

    李晓明：投入成本因课程而异，比如一些艺术类课程，慕课的制作成本就会高一些。像清华的“中国古代建筑”，是值得像拍电影那样，进行实景拍摄的。北大的“二十世纪西方音乐”，也是相当精美的制作。总体而言，高校建设慕课，投入成本和动用资源应该是可控、可持续的，归根结底要看值不值。一所学校，总会有教学改革投入的，如果将开设慕课的投入控制在适度规模，看到了前面讲到的那几方面的回报，为何不去做？

    记者：中国高校建设慕课，该借用外国的平台还是建自己的平台？

    李晓明：我想这是个工作策略问题。清华大学、上海交大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慕课平台，而北大和复旦目前采取的是“借船出海”的策略，用的是国际著名的慕课平台。我们的想法是，把课做好是第一位的，平台次之。有人关心课程知识产权的问题，合作协议说得很清楚，知识产权完全属于学校。以后若因为某些原因不与外国的平台继续合作了，我们可以把课程资源都撤下来，他们不能再用。当然这不是说北大将来也不做平台，但我们需要有独特且重要的目的和意义。

     研究者：助力实现全民义务基本高等教育

    既要脚踏实地，又要仰望星空。这一点在作为慕课研究者的李晓明身上，体现得非常充分。李晓明既研究慕课的未来发展走向，又注重解决慕课建设中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如何降低难度，让各种学科背景的老师都能轻松制作慕课视频？李晓明从制作PPT获得启发，琢磨出一套在办公室就能轻松录制视频的“DIY”方案，目前正在北大一些老师中实验，反响良好。李晓明告诉记者，他已经成功申请到一个自然科学基金的研究课题，研究慕课的效果评价。什么样的慕课才算是好课？怎样才算学好了？可以利用慕课平台的大数据进行分析，进而对课程和学习作出改进。“今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批了北大两个与慕课相关的研究课题，课题资金都是80多万元，说明国家对慕课研究的重视。”李晓明说，“现在全球慕课课程不过1000门左右，如果中国能做出1000门课程放上去，那将产生多大的影响！这是对中国教育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记者：从目前国内高校慕课的开设情况看，您觉得还有什么缺憾？

    李晓明：其一，就是现在中国教师开出的课程还不多，加起来也就几十门吧，主要还是老师们觉得门槛太高。其二，就是目前开课的教师，资深的还不多，例如还没有院士这个层次的。而纵观国外，很多慕课讲师是院士、诺贝尔奖得主级别的。我最近在动员几位院士，他们开出慕课来，一定会给中国的高等教育带来一股春风。

    记者：您提出慕课的价值分为显性的和隐性的两种，该如何理解？

    李晓明：所谓显性价值，是对个人而言，比如接受更好的教育，从而找个好工作，有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生活，等等。比如有一个西北大学大三的学生，希望被保送到北大读研究生，她在申请材料上特别提到她在coursera上学过了北大教授开的生物信息学课程，并且附上经过身份认证的证书，结果引起了老师的特别关注，综合她的其他条件，最后她被录取了，于是她可以得到更好的教育，这就是实现了一种显性价值。但是这样的例子还不具有普遍性。一些人认为，慕课可以让很多本来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人获得学习大学课程的机会，但是目前的数据统计表明，慕课的学习者，绝大部分是高校在校学生或是曾经受过高等教育的在职人员，也就是说，就目前来看，扩大受教育机会、促进教育公平的作用并不明显。

    慕课显性价值的广泛体现，在于有组织的学习，在于慕课资源的系统性应用，通过优秀慕课，让更多的大学生得到更好的教育。

    记者：那么什么是隐性价值呢？

    李晓明：慕课的隐性价值，是对整个社会而言，如果能促进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社会氛围，进而导致整个国民素质的提高，就这是实现了隐性价值。

    记者：有人建议从国家教育战略的层面重视和推动慕课发展，您怎么看？

    李晓明：我认为，对国家来说，最有价值的追求就是运用慕课低成本地实现全民义务基本高等教育。所谓“全民义务”，就是每个人都要接受，而国家有责任实施。这里说的“高等教育”，就是某些最好、或者说最合适的慕课组合，直接来自高校的主力教师。这里说的“基本”，是指教育的目标不是专业训练，而是面向素质培养，包括人文精神、社会知识、科学素养等，旨在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在那之后，需要的话还可以再去大学学专业，但应该不需要4年了。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的支持下，我们能够看到利用慕课低成本地实现全民义务基本高等教育的前景。

    记者：实现全民义务基本高等教育，这个观点令人耳目一新，但目前慕课的发展似乎不是朝着这个方向的。

    李晓明：我认为，慕课在中国的走向，大致会展现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最近三到五年，在这个阶段，大量的社会资源主要还是用于提高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群的教育质量。第二个阶段，各种慕课大量呈现在互联网上，运行方式已经成熟，政府和民间力量行动起来，通过慕课来提升素质成为学习型社会的常态。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的支持下，中国为什么不可以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全民义务基本高等教育的国家呢？我看行！

    【亲历】

     慕课改变了我

    ■小风

    2013年3月初，大学同学U君传给我一门Natural Language Procesing (神经语言程序学) 的课，这是我第一次开始学习线上课程。不上还好，一上就一发不可收拾，一路选修各式各样的课，到2013年底，我总共学完了29门课。

    我喜欢慕课远胜于实体课程。我是一个很容易分心的人，无论是老师讲太慢觉得无趣，还是老师讲太快听不懂，甚至是窗外有鸿鹄飞过或突然想到很好笑的笑话，总之有千百种分心的方式。我大学的时候几乎没有翘过课，都想尽办法坐在教室里，但3个小时的课，扣掉分心跟睡着的部分，真正听进去的只有30分钟不到。但同样的事情没有在慕课中发生，由于可以调整语音速度，老师讲话的速度总是可以跟我理解的速度同步，太难就放慢，太简单就快转，还可以直接跳过已经熟悉的章节，如果没听懂，还可以反覆播放直到听懂理解为止。如果刚好有人找我打一场游戏，或是找我聊天、吃饭，还可以暂停，下次继续。

    上慕课之前，我总觉得每天在学校忙完回家，吃个饭，稍微上个网以外，好像也就不能做什么事情了。直到上了慕课以后，才发现原来时间有这么多，可以这么细致地运用。突然间，连10分钟的零碎时间都变得很宝贵，因为好几个10分钟拼凑起来，就可以看完一周的课程，而什么都不做，10分钟也就如此过去了。

    我自己选了不少专业以外的课程，起初只是好玩，但后来随着选修了越来越多专业以外的东西，除了学到那些知识本身以外，我发现自己看事情的角度也多元化了，学到了各种不同领域的人的思维。

    经过一年的洗礼，我觉得我的生活变得更富足、更有趣，我对生活中周遭的事物更有好奇心。虽然总共拿到了29门课的证书，但有一些课程的视频没有全部看完，有几门课甚至只看了少数视频就去写作业、参加考试了，这让我不禁反思：成绩到底是什么，我们又为什么要上课。我的结论是，证书与成绩是用来让別人知道你多多少少会一点，但到底有多会，内行人一问就知道了。所以，对于专业而言，证书与成绩其实意义并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