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公共事件被随意私了，这是由于我国没有建立健全的学术管理、评价体系，对于学术不端的处理存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倾向。

    ■熊丙奇

    安徽师范大学一副院长涉嫌抄袭事件有了新进展。据报道，此前当事副院长著作《因话录校笺》被指抄袭两篇硕士论文。其中一篇硕士论文的作者在网上直指该书涉嫌抄袭，部分段落近乎一致，文中多处错误。此事经媒体曝光后，这位副院长在其个人实名认证微博上连发多条微博，承认其著作在点校过程中参考了举报者的硕士论文，向其致歉，并称“《校笺》工作虽算勤勉，但力有不逮，远未达到自己设定的目标，敬请方家批评。”在看到当事副院长本人公开道歉后，举报者表示，将不再继续追究此事。

    这一起涉嫌抄袭的学术不端争议，似乎就将以当事双方的“握手言和”而平息。可问题是，学术是社会公器，学术不端不只是私事，还是涉及学术道德、学术秩序的公共事件，不能因为被抄袭者不追究，就不启动对抄袭事件当事人的学术调查和处理。笔者以为，安徽师大的学术委员会应该启动相关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对当事人进行严肃处理。

    或许有人认为，当事人既然已经承认犯错，还放低“身段”，说自己“所学不精”、“力有不逮”，而且也已取得受害者谅解，也就没有必要再追究了。这是把学术道德和学术水平混为一谈，但水平低不是抄袭的理由。此外，这也是把学术不端争议当成了个人利益纠纷，但学术抄袭既侵犯他人合法权利，又破坏学术公共秩序。如果学术不端事件都这么轻飘飘地淡化处理，那么抄袭还不满天飞？只要得到被抄袭者的谅解，抄袭的责任就不会被追究，这难道不是把抄袭当成了儿戏？

    不少涉嫌抄袭者都会这样为自己辩护：被抄袭者都没有提出异议，已经谅解了抄袭行为，与你何干？而不可思议的是，有的大学、科研机构的学术委员会（或学术规范委员会），竟然也采信当事人的这类说法，不再调查、追究。因此，一些涉嫌抄袭的人，往往会找到被抄袭者进行公关、说情，似乎只要被抄袭者不再提，就可以“蒙混过关”了。严肃的学术不端争议，也经常演变成个人恩怨。对于一直追着不放的人，当事人往往恨之入骨，学术问题发展为暴力事件的，近年来也不鲜见。

    笔者以为，这是对学术不端处理“搅混水”。与刑事犯罪行为分公诉和自诉一样，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理，也分为公诉和自诉。对于破坏学术道德的学术抄袭、造假事件，被侵权者可以向法院提出起诉，追究其侵权责任；即便被侵权者不向法院提出起诉，甚至完全不知道自己的作品被抄袭，其他任何人都可以根据学术抄袭、造假的事实，向学术机关举报。而学术机关必须就举报启动学术调查。学术机关做出的处理，只应依据抄袭事实是否存在及其严重程度，抄袭者和被抄袭者是否达成谅解丝毫不应影响处理结果。被抄袭者如果选择原谅抄袭者，不再进行责任追究，这是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但抄袭行为只要存在，责任人就要受到学术处理。进一步说，抄袭者一方面要接受学术调查、处理（以及与之对应的行政处理和如果涉嫌违法犯罪的司法调查、处理），另一方面则需要对被侵权的个体（机构）道歉、赔偿，前者是必不可少的，后者则视被侵权方有无诉求而定。

    之所以一些人拿被抄袭者已经谅解来为抄袭行为开脱，学术公共事件被随意私了，是由于我国没有建立健全的学术管理、评价体系，对于学术不端的处理存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倾向。虽然教育部、科技部多次要求要对学术不端零容忍，但一些高校和科研机构往往祭出各种办法，最终让学术不端事件“零处理”。这无疑是对学术不端的纵容。

    回到安徽师大这起副院长涉嫌抄袭事件，被抄袭者可以接受道歉，不再予以追究。但学校学术机构应从维护学术尊严出发，对抄袭行为进行严肃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对当事人做出学术处理，在此基础上再做行政处理。这才是对学术负责任的态度。（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