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祖国的脚步前行
80载风雨人生，近60年育人征途，王天民始终怀着对教育的赤诚，对祖国的热爱。 从青年时代奋力改革的热情，到耄耋之年破解学科“密码”的执着，王天民总是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 改变的是年龄，不变的是情怀。让我们跟随王天民一起回望他的教育人生，感受他与祖国同行的坚定步伐。 我的童年是艰辛的，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逃荒”的途中，曾经负过小伤，在心灵深处留下过悲痛的记忆。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学校复课了，我进入家乡河南省汝阳县的小店小学，当时已经10岁了。土地改革，我家分到了土地。由于家贫，买不起耕牛，父亲就养了别人家的一头小母牛，说是等小牛长大了，生了小牛归我们家，再把大牛还给人家。从三年级起，我就和弟弟轮流上学和放牛。 1955年，我考上初中后，和七八个同学在校外农家合租一间磨坊，自己做饭吃。我亲历了农村的互助组、农业合作社和高级合作社，星期天和节假日都回家干农活。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我家的生活也一天天好起来。1958年，为传承祖业（我的祖父是前清秀才，曾教过私塾，父亲解放前也教过小学），我考入了洛阳师范学校，亲历了“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当时上师范，不交学费和生活费，这些都是国家负担的。我和父母对国家都非常感激，我也决心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奋斗终身。 为事业奋斗不息，因改革受益无穷 1961年师范毕业，我被分配到汝阳县城关完小当教师。一年试用期，月工资29元5角，一年后转正，月工资34元。工资虽然不高，但已过了“低标准”，生活还算过得去。我从小学二年级教到六年级，担任班主任，教语文。我非常努力地工作，教学成绩不错，多次受到县里表扬。 “文革”后期，我回到家乡小店村中，教过几年专业的文艺班。学生经常不上文化课，不学数理化。1977年国家决定恢复高考和中考，文艺班解散了，家长要求学生回归正常学习，要考高中。时间只有半年多，能行吗？因为当时学过《毛泽东选集》。我和学生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就“全科包班”，不用教材，不用练习册，根据一本“文革”前的五年中考题集，鼓励学生分组自学。我领着学生学习，不记笔记、不做作业，居然帮助学校在全县中考考了第一名，受到县里的奖励。 “坏事”变好事，从此坚定了我进行教学改革的决心和信心。在教学改革中，我没有戴着手铐脚镣跳舞，得到了学校和教育局领导的支持。学校校长马迎喜多次在教师会上宣布：“学校不检查王天民的教案和作业，上级如果检查，我负责应对。教师们也可以大胆改革，成功了我为你们庆功；失败了由我老马一人负责！”校长的支持，给了我极大的鼓舞。 我的教改还得到了县教育局语文教研员王文沛的大力帮助。王文沛只比我大4岁，亦师亦友。他当时被誉为“汝阳语文教改之父”，在省里也小有名气。他经常到全国各地参加教改会或参观学习，每次总要带上我。他还在县里成立了“叶圣陶教学研究会”，自任会长，任命我为常务副会长。我认真研究叶圣陶的教育思想，着重培养学生的“两自”能力：自能读书不待老师教，自能作文不待老师改。 我在语文教改方面倾尽了全力，也取得了成效。1982年，县初中学生作文竞赛，我教的一个班囊括了全县五个一等奖；1983年，县教育局和县团委组织“五讲四美”作文竞赛，我教的一个班又一次囊括了一等奖前5名。当年，又有3篇学生作文分别刊登在三期《中国青年报》上，由张达成副教授撰写了评文。还有一篇文章以头版头条的位置刊登在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学作文报》上，原北京市教育局局长、著名作家韩作黎亲自撰写了评论文章。 我当时算是“火”了一把，应邀到许多县市“讲学”，介绍作文教学的经验。学生们在作文中记下了农村改革的成果，如《丰收后的家》《当洪水淹没村庄的时候》《给马县长的一封信——对农村环保的建议》等。1983年，我被评为“全国优秀班主任”，获得了金质奖章。1984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县里决定由县、乡、村三级给我盖一个“四合院”，被我婉言谢绝。此后，各种荣誉接连而至：“河南省优秀教育工作者”“洛阳市劳动模范”，第一、第二届“汝阳县科技拔尖人才”等，我还连续五年获“振兴汝阳贡献奖”一等奖，还被县政府记大功一次。 1985年至1987年我被政府保送到洛阳教育学院进修两年。1987年我被评为中学高级教师，1996年又被评为河南省特级教师。我还有什么理由不为祖国的教育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呢？ 为学生倾满腔情，给人间洒全部爱 退休后，我在民办学校干了4年。2005年，开始筹建汝阳县圣陶学校，第二年开始招生。我由衷地感谢党和国家，使我有了进一步报效祖国的机会。我愿意为学生倾注满腔情，给人间洒下全部爱。 我开始理性地回顾自己的教学生涯，理性地面对教育现状，一心想着能为中国教育走向世界做点什么。 幼时我曾经读过一些经典书籍，从中很是受益。我再次认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阅读《易经》《道德经》《论语》等圣贤经典，发现我们学校教育有许多地方学习西方有点“过头”了，中国古代一些好的教育方法反而被忽视了。班级授课制，就像大工业生产机器一样，尽管有很多优点，但毕竟面对的是千差万别的人啊，这与孔子主张的“因材施教”有些距离。 有很多优秀教师为此也作出了很大努力，实行分层教学，分层走班，确实也有一些效果。还有搞快慢班的，终因弊大于利遭到禁止。 政府一再提出要减轻学生学习负担，但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学生负担不但没减，反而越来越重。我学习《易经》，知道要教育学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当我读了第四卦《蒙卦》后，才恍然大悟。原来教育的根在这里：“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我感觉到，不但学生要“蒙”，教师也要“蒙”啊！母亲总比儿子跑得慢，母亲总比儿子吃饭慢，这是母亲故意“蒙”。为了让学生处于主动地位，有时候教师也要装“蒙”，这可能就是“大智若愚”吧！不懂装懂很容易，懂装不懂实在难！为此，我提出了自己的大胆设想：教师要做唐三藏，学生要做孙悟空！ 再说“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这不就是让学生处于主动地位吗？古语云：师傅引进门，修行靠个人。是啊，改一下，教师引进门，自学靠个人。教师的主要任务是把学生引进自学之门。 最后说一说我对“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的理解。“初”即是“始”，可以引申为“基”，即基础。要重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而不是围着“习题”转。能不能大胆设想，可不可以做到“一句不讲，全班都会；一题不做，万题都会；闻一知十，会一答十；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呢？尽管很难做到，但当个目标总可以吧！我的设想是：以道为本，道术结合，以道驭术，以术验道。有没有这样一种“法宝”呢？就像《西游记》里太上老君的金刚琢、镇元大仙的袖里乾坤、弥勒佛的人种袋一样，能尽收各种兵器呢？我们发现各种知识的背后都会有一种“智慧密码”，可以使学生达到“顿悟”的境界，这种智慧密码可能就是那种至高无上的“法宝”吧！ 我还从《道德经》里悟出一些道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是“总道”，“一”是专门之道，比如“做官之道”“经商之道”等。我们说“教学之道”吧，“一”可以说是以教为中心，即教师教，学生学；“二”可以说是从“教中心”过渡到“学中心”；“三”是什么？有人说“三是多数”，我想这说不通，《道德经》里说“无中生万有，无中生妙有”，如果说多数生万物，似有不妥。当然这是我的一孔之见。 经书像是一面镜子，每个人都可以从中照到自己的影子；经书又好像是一部无字天书，每个人都能从中读到自己所需要的文字。这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是对是错，谁也说不清。事做成了，错也是对；事做不成，对也是错。我觉得这里的“三”就是“无”，即师非师，生非生，师亦是生，生亦是师。要是在以前，说说而已，可在“互联网+”时代，这不能不说是现实了。教师不能再当“知识贩子”了，学生如果愿意学，可以通过互联网学到教师没教的知识。有很多时候，我在学生面前感到自己就是个“井底之蛙”。比如在教“密度”时，我说自然界中密度最大的是金属锇，学生说：“老师，不对，是黑洞。我们在网上查的。”我鼓励学生这样做。 我发现了教学中有“三大法宝”：单科独进、开卷练闭卷考、小组合作。说它们是“法宝”，其实无非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罢了。 单科独进，来源自“教之道，贵以专”。要抓住主要矛盾，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这样做，可以充分利用艾宾浩斯的遗忘曲线规律，便于一鼓作气掌握一类问题，起到速战速决的效果。 开卷练闭卷考是核心法宝，练的是基础题，是举一反三的“一”，实际上就是简单的“作业考试化”，使差生不怕考，优生更严谨。这是相对于题海战术而言的，这里所说的“小组合作”不是一般的小组讨论，或是兵教兵，而是责任制的互帮互学，小组中，每个人都是科代表，互相学习、互相督促，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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