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坐标中，中国开放的大门“欢送”和“迎接”着来来往往的出国留学者和来华留学、归国者。他们的足迹串起了一个东方大国走向世界的印记，更谱写了一个人口大国迈向人才大国的华彩篇章。

    ■本报记者 杨桂青 黄金鲁克 张东

    2014年1月16日，一封中南海的回信迅即传遍世界各国。

    这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给全体在德留学人员的回信，他在信中说：“希望广大海外学子秉持崇高理想，在中国人民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奋斗中实现自身价值，努力书写无愧于时代的华彩篇章。”

    言简意赅，情真意切。今天的中国已非从前，在世界坐标中，开放的大门“欢送”和“迎接”着来来往往的出国留学者和来华留学、归国者。他们的足迹串起的是一个东方大国走向世界的印记，更谱写了一个人口大国迈向人才大国的华彩篇章。

    “师夷长技”早就镌刻在这个民族的教育词典里。

    从清政府派出第一个留学生容闳开始，利用国外的教育资源培养自己的尖端人才，一直被视为一个聪明的选择。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65年跋涉，数代人戮力，中国出国留学规模已稳居世界首位——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

    大踏步走出去

    1978年至2013年底，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306万人，留学生遍布世界100多个国家

    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才匮乏，而出国留学是迅速培养各行各业高层次专业人才的重要手段。

    1950年9月6日，新中国第一批25名国家公派出国留学生起程，分别前往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同年12月28日，第二批10名公派留学生也奔赴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

    这35名留学生，开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派遣留学生的先河。

    面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美英等西方国家政府极力阻挠。为了培养社会主义需要的大批管理和专业人才，并服务于当时的国家发展战略、外交需要，中国和苏联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并大规模向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生。

    1957年11月17日，莫斯科下了当年的第一场雪。下午6时，毛泽东在邓小平、彭德怀等的陪同下来到莫斯科大学礼堂，接见3500多名在苏联的中国留学生。

    这是一次别具深意的接见。毛主席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这是充满诗意的邀约。事实上，1951年，周恩来总理在会见新中国向苏联派遣的375名首批留学生时就说：“目前国家很困难，但下决心送你们出去学习，是为了将来回国参加建设。”

    “文革”期间，出国留学工作受到极大破坏。但历史偶然的错位，挡不住美好。1972年10月11日，联邦德国外长谢尔与中国外长姬鹏飞签署两国建交联合公报，为双方互派留学生奠定了基础。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谢尔说：“我与会谈伙伴周恩来一起喝绿茶，不时给杯子里续上热水。让我惊奇的是，我们两位政治立场和背景迥异的政治家竟然可以进行如此开诚布公、近乎哲学意味的会谈。”当年，3个中国学生赴德国留学，如今这一数字已是约3万。

    历史性的转折，出现在1978年。

    1978年夏天，邓小平在听取教育部工作汇报后说，“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教育部研究一下，花多少钱，值得”。

    关闭10余年的国门再次敞开，一场中国近现代以来最大规模的出国留学热潮，涌向大洋彼岸。

    随后，邓小平在与美国总统科学顾问普雷斯会见时提出，送5000名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普雷斯连夜接通美国总统卡特的电话，“当然可以！”卡特说，“他可以派10万人。”

    1979年1月，邓小平访美，在机场迎接他的不光有时任美国总统卡特，还有中国首批赴美留学生。访美期间，中美将关于派遣留学生的口头谅解作为正式协议加以签署。

    邓小平访美两年后，美籍华人吴瑞特意给时任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写信，建议举办“中美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研究生考试项目”。

    很快，教育部决定招收60到70名研究生，分别安排在美国4所大学学习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并由美方提供奖学金。

    除美国外，中国积极开拓其他留学目的国。据教育部门统计，1978年9月至1981年底，中国共向50个国家派出各类留学人员10356名，大部分就读于美国、联邦德国、日本、英国、法国和加拿大等发达国家。

    1981年，第一场托福考试在中国举办，之后参考人数呈直线上升。到了20世纪90年代，出国留学到了白热化阶段，托福考试报名要通宵排队。其间，出国留学补习机构、留学中介机构悄然兴起。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自费留学政策逐渐放开。1989年，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成立，1996年，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成立，国家公费留学人员的选派和管理也步入新阶段。越来越多的学生正在“走出去”。

    统计显示，1978年至2013年底，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306万人。新中国成立之初，留学专业集中于工科、理科、农业和军事等国家经济建设急需专业的公派留学。今天，留学生根据自己的志趣理想和国家需要，在不同领域奋力攀登。改革开放初期，留学目的国以美国、日本、英国等科技发达国家为主，到2013年，中国留学生遍布世界100多个国家。

    搭好台引回来

    我国70％以上的“985”高校校长、80%以上的两院院士、90%以上的长江学者、98%的“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都有留学经历

    1950年8月，横渡大西洋的美国“威尔逊总统号”海轮不会忘记，“娃娃博士”邓稼先等100多名中国留美学者在它的承载下，经过24个昼夜的颠簸，迫不及待地返回百废待兴的祖国。

    “年内至少争取1000人回国，重点放在美国。”1951年2月22日，周恩来审批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的《争取国外留学生回国工作的报告》时指出。几年后，周恩来又指出：“1956年至少应争取1000名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就这样，年轻的共和国，迎来了一批远渡重洋、应征而归的儿女。

    1956年，周恩来带着几经周折、冲破美国当局重重封锁的钱学森来到毛泽东主席的菊香书屋。“盼了你好久啰！……听说美国人把你当成5个师呢！对我们来说，你比5个师的力量大多啦！我现在正在研究你的工程控制论，用来指导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呢！”毛泽东说。为了钱学森的归来，周恩来总理、王炳南大使开展了艰苦卓绝的外交斗争。

    据苗丹国著《出国留学六十年》一书记载，根据中国政府1950年12月的统计，当时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以及已经就业的教授、学者或专门人才约5600多人。1949年8月至1954年底，陆续回国2000多人，1957年底陆续回国2000多人，形成第一次“归国潮”。钱三强、李四光、华罗庚、邓稼先、钱学森、罗沛霖、黄昆等杰出科学家与教育家便在其中。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有11位在这一时期回国。

    这些学成归来的栋梁之才，从零开始，搭建科研平台，组建科研队伍，全身心致力于国家急需的科技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为了解除留学人员归国的顾虑，周恩来提出：对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不管回国先后，一视同仁，并且来去自由”。

    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数据显示，派出8414人，回来7324人，占87.05%。有专家欣喜地把这次回归称作第二次“回国潮”。30多年后，这批人中出了一名国家主席、一名国务院总理、多名国务院副总理或国务委员、200多位正副部级官员、100多位将军和军队高级将领，江泽民、李鹏、李岚清、邹家华……影响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命运和前途。

    随着留学生越来越多，一些公派出国留学人员“迟归”，甚至“不归”。

    “我们的留学生有几万人，如何创造他们回来工作的条件，很重要。”邓小平说。

    但有些留学生回来以后没有工作条件，也没有接纳他们的机构，有些学科，中国还没有建立起来。“可以搞个综合的科研中心，设立若干专业，或者在现有的一些科研机构和大学里增设一些专业，把这些人放在里面。”邓小平说。

    1992年，邓小平在一次谈到出国留学人员回国工作问题时说：“希望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回来。不管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怎么样，都可以回来，回来后妥善安排。这个政策不能变。告诉他们，要作出贡献，还是回国好。” 

    随后，《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留学总方针。《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出国留学人员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国家要给予重视和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