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掉我“仕途”的同窗

    小学二年级升三年级的时候，因为怕写作文，我就瞒着父母，悄悄地给自己“留了个级”。可能是复读生的缘故，我能回答同学们不能回答的问题，会做大家都不会做的题，因此我颇受老师的重视。就这样，在期中考试后，我毫无意外地被老师直接任命为班长，也因此有了人生的第一段“仕途”。走马上任后，我身上全部的正义感和正能量被彻底激活，班级也被我管理得“安安静静”。

    一天，老师因为家里有事不能到学校，这让大权在握的我有了空前的满足感。早读结束，我发现“死党”蒋红兵竟然没来学校，这还了得？分明是不把我放在眼里。于是，我安排好班级事务，只身一人前往田间地头实施“抓捕”。等我找到他时，竟发现他正在伙同几个年龄相仿的学生分享他们盗来的橘子。在一番唇枪舌剑的交锋后，我的满腔怒火和义正词严没能抵制住众人的劝说和诱惑，也加入了他们的阵营，并且还密谋了第二天的野炊行动。

    当我带着蒋红兵回到教室的时候，看到的是老师铁青的脸和愤怒的眼神……我的第一次“仕途”就这样被同窗“毁掉”了。从此我再无出头之日，甚至成为教师和班干部最头疼、最痛恨的人。

    这些年，我一直在想：是不是每一个“坏孩子”的出现，都是有故事的？

    给我第一张奖状的贵人

    我人生的第一张奖状，是在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得到的，而“给”我这张奖状的，是改变我人生轨迹的老校长——杨国传。

    1995年，因为工作表现“糟糕”，我被一纸调令发配到最偏远的村小。这纸调令，让我与教办主任开启了长达两个月的“斗争”，闹得全区“家喻户晓”。当时镇中心小学校长杨国传找到教办主任说：“他不去就算了，我这里需要一个搞少先队活动的人，这个小伙子舞跳得不错，球也打得好，干脆让他到中心小学吧。”

    就这样，我被重新“调到”中心小学。尽管我还是一如既往地疾恶如仇、我行我素，但这里没有人大会小会批评我。在“小伙子，你能力不错，好好干，我相信你”的夸奖中，我逐渐收敛锋芒，安心做事：组织运动会，策划“六一”会演，建立大队委，主动承担教研课……一年半以后，我人生的第一张奖状不期而至。

    在杨国传校长手下工作的3年时间，改变了我的一生，让我找到了自己想要走的路。1998年，杨国传校长让我到安县去听课，蓝继红、陆芳两位28岁的特级教师让我第一次有了“做个好老师”的强烈愿望。于是，我开始逼迫自己读书，报考自学考试，练习三笔字，暑假外出打工……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生命不息，折腾不止。

    很幸运，我遇到了我的贵人。我时常想：假如每一个校长都能成为教师的贵人……

    让我深陷“泥潭”的伯乐

    2012年，四川遂宁进入民办教育高速发展期，遂外第一任校长离职。当时董事长找到我，让我出任校长一职，我果断拒绝了。因为我知道，不管是性格和能力，还是谋略和理念，我都无法扛起一所学校的未来。后来，董事长又多次找我谈心，我只能硬着头皮接受了这个任务。

    当校长，我完全是个新手，但是骨子里的“好战”与从小练就的过人“胆量”，让我很快忘记了之前一大堆的担忧。接下来的事情却没有想象中简单，每一项工作推进都需要思虑再三，因为我不能给教师添麻烦；每一个人的需要和心境都得顾全，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就会“不辞而别”。这对一贯“肆意妄为”的我来说，简直是痛苦煎熬。

    如今，7年过去了。我很庆幸，我没有把自己“干下课”，居然把遂外发展得更好。这倒不是因为我能干，而是因为我有一个“心在一起”的团队。依靠团队、相信团队，是学校发展的有力保障。

    于是，我们以“赢在团队”为核心思想，开始引领全体遂外人从利益共同体起步，不断走向发展共同体、精神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旨在打造精神尺码高度一致的教育铁军。从此，我和我的管理团队开始带领一群80后、90后的年轻人，以最大的包容、最多的激励和最有效的帮助，努力让自己成为教师们的“贵人”。我们至情至真，知冷暖、懂悲欢、助成长，把管理化作深情的期许；我们众志成城，一群人、一件事、一条心，坚守着“在一起”的幸福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