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济，原名于鸿德，1921年7月20日生，山东即墨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是新中国教育哲学学科的主要奠基人。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教育学、心理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教育科学分支副主编，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研究会第二、三、四届副理事长，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北京市教育学会第二、三届副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

    “余深感教育之落伍与自身之不幸，故愿竭力以学教育，从事教育，希能予贫寒无告而失学者以求学之机，使无感就学之难与失学之苦。此余宿志。”

    ■实习生 陈少远

    斑驳的三轮车停在新风南里小区的一座楼旁，脚边堆满枯叶，已经月余。自从黄济2014年末住院后，它就再也没有挪动过。

    曾经，它由这个九旬老者蹬着，不疾不徐地往返于家、校园和医院之间。它载过先生一指厚的手稿、新面世的著作，以及为病床上的夫人细烹的暖口羹汤。新生入学时，黄济还踩着它帮学生搬过家。

    这辆不起眼的三轮车经常陪伴着这个教育大家进入人们的视野。一个老人，一辆老车，构成校园里朴拙低调的别致一景。

    穿行校园，这对老友不时收到四面来自师生的瞩目致意或问好行礼。

    时间停止在2015年1月8日20点，黄济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再也见不到蹬三轮的那个慈祥的老先生了。”网上灵堂有学生留言。老车默泪，故人去矣，满地离殇。

    “一生两投任评说”

    与中国共产党同龄的黄济，他的前30年，都是在时代大潮中颠沛，在彷徨中寻求出路。

    黄济1921年7月生于山东即墨的一个殷实的封建家庭。少年时，因家道败落，开始备尝就学之难与失学之苦。 

    他小时兼受私塾教育和现代小学教育，兼有传统文化素养和现代科学知识的濡养。在考院小学就读时，因受爱国进步老师的影响，萌生了反抗封建家庭的念头。

    1939年春，黄济进入青岛著名的礼贤中学就读。这所由德国人创办的学校借助德日轴心国关系的掩护，在日军暴政下成为一所汇聚进步力量的净土。受此影响，黄济心中挣脱枷锁、出走旧社会的愿望越发强烈。

    1943年7月，黄济终于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越过敌伪封锁线，从沦陷区奔向国民党统治区。

    在国统区的安徽阜阳，黄济进入由山东省流亡政府成立的第一临时中学，加入进步学生社团“尖兵社”，并在毕业时响应当时国民党政府“青年从军”的号召，参加青年军，意欲投入抗日。

    但现实予他的是又一层彷徨，军中所见，尽皆腐败。从军队复员后，黄济毅然选择以教育为志业，进入当时的北平师范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前身）教育系学习。

    在北平师范学院学习期间，黄济的思想愈加进步，对国民党暴虐统治的义愤日益见涨，终于催生了他人生中又一个转折点——1948年7月，他从北师大肄业，改名黄济，奔赴华北解放区，开始了在华北大学的学习和工作。

    日后，黄济将抗战时期从旧式家庭出走投向国民党统治区，解放战争时期又从国民党统治区奔赴解放区的经历，形容为一个寻求“别样的路”和“理想的路”的过程。正是动荡岁月中的出走复出走、彷徨复彷徨，将他引向了教育事业的大门，也在颠沛行旅中塑造了他性格中经忧患而沉稳、历沧桑而宽厚的一面。

    但是，在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正是因为“一生两投”，黄济蒙受了种种怀疑与批判，屡次披风沥雨，黄济在晚年却只用一句“一生两投任评说”明志，对过往沉渣笑而置之。

     重建教育哲学学科

    在山东省第一临时中学毕业前夕，黄济曾写就一篇自传，初绘自己教育报国的志向：“余深感教育之落伍与自身之不幸，故愿竭力以学教育，从事教育，希能予贫寒无告而失学者以求学之机，使无感就学之难与失学之苦。此余宿志。”

    该文出于他对动荡时世中教育本质失落的感愤，其后一生，他都在不断寻找教育的本质。

    新中国成立后，黄济先在中国人民大学教研室任教，后转入北京师范大学，负责教育学教研室的工作。

    “文革”之后，百废待兴，黄济又担起了追寻教育“本质”的重任：重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哲学学科。

    北京师范大学顾明远教授回忆说，当时的教育哲学学科重建，不是简单地恢复解放以前的教育哲学课程，而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方法，重新审视教育的理论问题。1980年，黄济在北师大重开教育哲学课，边写讲稿边开讲，开设了新时期全国第一堂“教育哲学”课。当时的学生回忆课堂盛况，77、78、79级本科生、研究生、本系教师和进修教师围坐一堂。因为国学功底深厚，黄济的讲授不仅可以贯通西方基本教育哲学流派，而且闪烁着自己独特的东方智慧。两年讲课形成的《教育哲学初稿》成为当时全国第一本“教育哲学”教材，内容易懂，文字朴实，充满了辩证法精神，令无数重新迈入课堂的学子受益。

    此后20年，黄济将著述《教育哲学初稿》修订为《教育哲学》，再完善至《教育哲学通论》，这些论著受到中国教育界的很高评价，也由此奠定了新中国教育理论的开拓者、中国教育哲学主要奠基人的地位。

    黄济长年随身携带一个小本，听研讨会和报告，甚至和人日常对话，都要做笔记。这是黄济特有的学习法：择善而从，孜孜以求，前辈、同辈、后辈都是他学习的对象，用他人见解对照自己的认识，寻求差异，增长见闻；或由疑生思，以鉴正误，去粗取精。

    离休后，黄济过上了离而不休、自续耕播的生活。每年出产八九篇论文，见于重要学术期刊和主流媒体，且不断有新作问世。他治学极为勤勉，在写作《诗词学步》一书时，因为骨折，为解痛楚，竟用左手写出1至2万字的提纲。

    家人称黄济为“老学童”，他则形容自己花甲之后的人生是“三黄”：黄济，已到了黄昏时候，却成了黄金时代。

    厚德爱生的“人师”

    黄济在《黄济口述史》一书中提到对自身的师道要求：“读了北师大，就定了做教师的终身志愿，深知作‘经师’不易，做‘人师’更难，于是在这两方面加强修养。”从他身后不同时期学生的追思中，黄济证明了自己是一位学业精深的“经师”，更是一位厚德爱生的“人师”。

    学生石中英回忆说，他来北师大求学时的第一个下雪天，早晨6点多钟，当学生们还在酣睡之际，黄济就叩响了他们的宿舍门。冒雪前来，是因为他担心南方学子被衾薄凉，不御北地冬寒。

    学生金生鈜认为黄济一生都在以“诚”立教。考博士前夕，他电话告知黄济他在北师大地下招待所入住，没几分钟，黄济就前来看望。考完试后，黄济把参加考试的8名学生请到家里吃饭，饭间他说，他最多能招收两名博士生，所以感觉歉疚，令在场者无不动容。

    学生郑葳回忆，他申请去博士后流动站学习时正值非典。因为全校戒严，无法出门去请黄济在推荐书上签字。黄济了解情况后，毫不犹豫地表示“我过去”！在人人自危的非典期间，老先生提携、关爱后辈的情怀更显诚挚。

    黄济对学子表现出了极深沉的仁爱和宽容。在后生的回忆中，黄济事多亲力，温文恭谨，绝无半点盛气。

    北京师范大学教师钱鹤鹏回忆，这次黄济住院第二天，他和教育学部综合办副主任陈强等老师一起去医院探望。黄济拉着陈强的手，说自己的卡里多了一些钱，他不知道是什么钱，是不是给他打错了。陈强应答，那是学校给离退休老师发的取暖补贴。黄济当时很激动：“发那么多钱干什么，我现在都用不了什么钱了，能退回去就退回去，发给年轻老师，多鼓励他们做研究。”闻者听罢，久久不能自已。

    “作为黄先生的弟子和同事，与他在一起常有一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之感。这可能就是所谓的师之道吧。这种化育万物之效，源于先生的心性修养，源于他为学与为人的统一”，他的学生劳凯声认为，中国文人的德业事功就是在自己的认知和践行、读书和做人的过程中得到体现，而黄济即是一代文人仁者之典范，“从先生的为学和为人我们似可悟出这样一个道理，即真正的学问应从伦理、德性的视野去理解，同时兼顾求知、审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