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博智 刘盾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这句话在教育领域综合改革闯入“深水区”的今天显得尤为贴切，“只有人受益而不会有人受损”的改革事项都已做完，任何一项深化改革的任务都会面临既得利益的“固化藩篱”形成的障碍。

    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及教育时，要求“深化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改革、高等院校综合改革和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每一项改革都意味深长，每一项改革的背后都涉及“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动作。要得之全盘、谋之长远，必须有破釜沉舟的勇气和运筹帷幄的智慧。

    2014年，在教育改革的坐标轴上，或许只有一瞬，但一项项攻坚克难的改革让这一瞬得以铭记。不绕路、不迂回，教育改革的每一步都深沉而笃定，在中国大地上踏出铿锵足音。

    推进管办评分离 变革教育管理方式

    2014年初，《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发布，取消国家重点学科审批赫然在列。听到消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院长牛华勇在第一时间发微博表示“早该取消了”。

    包括牛华勇在内的众多高校校长、学院院长，对过去数十年间，围绕重点学科审批衍生的“并发症”深恶痛绝。

    国家重点学科审批如同一道“紧箍咒”，一念起“行政化”的经，高校就辗转反侧。如今，包括国家重点学科审批在内的10项行政审批被取消，同时，教育部还下放13项职责，转移、委托50项职责。教育部“壮士断腕”的改革决心力透纸背。

    善政必简。这本一再精简的“权力清单”意味着革旧布新的教育管理模式改革正步入“深水区”。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深水区”的教育管理方式的改革要摸三块石头：政府怎么管、学校怎么办、社会怎么评。

    随着“权力清单”的晒出，长久横亘在政府和高校之间的模糊地带，也逐渐被改革的红笔画出清晰的界限。2014年7月8日，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关于进一步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意见》，重点扩大了高校在选拔学生、调整优化学科专业、开展教育教学活动、选聘人才、开展科研活动、管理使用财产经费和扩大国际交流合作等7个方面的自主权。

    同样被划出“楚河汉界”还有中央和地方教育管理的权限。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关于进一步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的意见》，明确了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的主要内容，明确了省级政府7个方面的教育统筹职责。《意见》首次以文件形式对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作出全面部署，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教育管理权限和职责范围，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

    走出高校“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要靠制度和法律。“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实现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思路下，一个制度化的治理架构正在高等教育内部逐渐孕育成型。

    目前，“985工程”高校章程核准已经完成，教育部发布了《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章程》和《普通高等学校理事会规程（试行）》，发布《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以大学章程为基础，以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为根本保障，学术委员会、教职工代表大会、高校理事会相配套的现代大学制度框架基本形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强化国家教育督导，委托社会组织开展教育评估监测。今年全国96%的中小学实现挂牌督导，全国757个县（市、区）通过国家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督导认定。国家教育督导、督政、评估监测三位一体的教育督导体系基本形成，教育督导在推进重大教育政策落实、规范学校办学行为、促进教育质量提升方面的作用得以发挥。

    招考制度改革启动 向改革最深处动刀

    教育综合改革闯入“深水区”。对于这个“深水区”大家的理解不尽相同。有人说，“好做的改革已经做完，剩下都是难啃的硬骨头”。2014年的时间节点，教育碰上了最难啃的“骨头”——高考改革。

    2014年9月4日，国务院发布了历时3年多起草的《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高考改革正式掀开面纱。《意见》从招生计划分配、考试内容和形式、选拔录取机制、监督管理机制和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等5个方面，明确了改革主要举措。

    文理不再分科，打破一年一考；从统考“套餐”变成选考“自助餐”，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特长和兴趣选择考试科目；将“兴趣”“责任”等综合素质评价记入档案；废除“自招联考”，高考加分大幅瘦身……

    作为试点城市，上海与浙江率先吹响了高考改革的“冲锋号”。对于刚刚升入高一的上海学生李玉龙来说，高考不再遥远。因为很快他就要面临高考“第一课”——“学会选择”。

    从2017年起上海高考将采取“3＋3”模式，考生可从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命科学等6门科目中选择3门参加等级性考试，成绩计入高考总分。

    去年底，招生制度改革4项关键配套文件相继出台，对关键环节作出了详细规定，将关键词锁定在突破“一考定终身”、试水“综合评价”、规范“自主招生”、整顿“高考加分”上。其中，配套政策之一《关于加强和改进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意见》规定，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内容分为思想品德、学业水平、身心健康、艺术素养、社会实践等5个方面。

    另一项配套政策《关于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实施意见》则赋予学生考试的选择权，由学生根据报考高校要求和自身特长，在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等科目中自主选择3个科目计入高校招生录取总成绩的学业水平考试，可以文理兼修、文理兼选。

    向改革最深处动刀，就要斩断攀附在教育公平上盘根错节的利益纠葛。《关于进一步减少和规范高考加分项目和分值的意见》明确，从2015年1月1日起，取消体育特长生、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竞赛、科技类竞赛、省级优秀学生、思想政治品德有突出事迹等全国性鼓励类加分项目。

    《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规范高校自主招生试点工作的意见》明确，从2015年起，所有试点高校自主招生考核统一安排在高考结束后、高考成绩公布前进行。在考核内容和形式上，考核由试点高校单独组织，不得采用联考方式或组织专门培训。充分发挥学科专家的作用，探索完善科学、有效、简便、规范的考核方式。如需笔试，考试科目原则上1门，不超过2门。

    “一市两校”先行先试 深化教改成新常态

    2014年发布的《高校教师的收入分配与激励机制改革研究》曝出一组数据：担任行政职务的教授年工资收入比不担任者高18%。高校教师苦于行政化久矣。严重的行政化使得许多高校出现了教授、副教授争相竞聘处长、副处长，甚至科长的怪现象。

    面对高校存在的行政化等“拦路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一起向党中央、国务院主动请缨，承担改革试点任务。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已在去年7月开会，原则同意清华、北大和上海市的综合改革方案。

    去年10月31日、12月1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综合改革分别开始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面对如何去行政化这块“硬骨头”，清华大学改革学校职能部门设置方式，由面向政府部门转变为面向教学科研要求和师生需求设立和调整，减少管理层级，并强化各级职能部门的服务职能，建立同世界一流大学相适应的管理和服务体系。

    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立国看来，学术权力行使的高度碎片化和行政部门化，是我国高校学术权力行政化的重大原因。

    此次北京大学颁布实行的新版《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就向此“亮剑”，该校推进学术委员会改革，确立学术委员会为学校“最高学术机构”。

    为进一步激活教师等各类人才潜力并发挥其效力，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提出建立教师队伍分系列管理改革，分为教学科研系列、教学系列和科研系列，实行岗位分类管理，建立分类评价体系，制定薪酬分类制度。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扮演了高校教改先行者中“领头羊”角色，上海则承担了省级政府中的这一角色。教育统筹就是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承担的教育职能之一，近年来省级政府教育统筹发挥了巨大作用。然而，目前省级政府教育统筹还存在着教育统筹权责不够明确、一些教育决策层级偏高、有关部门管得过多过细等问题。

    去年11月，教育部、上海市深化上海教育综合改革工作推进会在上海举行。上海市市长杨雄在会上指出，深化上海教育综合改革，要更加注重服务国家教育改革全局，坚持先行先试，把制度创新作为核心任务，把可复制、可推广作为基本要求；要更加注重需求导向、问题导向，着力破解教育瓶颈问题；要切实用好教育部等国家部委下放的教育统筹权限，加大改革力度。

    在“一市两校”的积极带动下，广东、贵州等地和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校先后将综合改革方案报送备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