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高毅哲 翁小平 3月9日发自北京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宁和浙江大学水环境研究院院长陈英旭因为涉嫌侵吞科研经费的事件被曝光以后，全国人大代表、温州医科大学校长瞿佳感觉到，科研经费口子收得越来越紧了。

    “但是，现在的管理好像是从一个极端到了另一个极端，之前有点太松了，现在又是过于严格了。”瞿佳说。

    按有关规定，科研人员出差报销，要有一套完整的票据，包括往返车票、出差地的住宿发票。其中，往返车票的地点和住宿发票的地点必须一致。

    这意味着，如果不想自找麻烦，科研人员最好一次出差只去一个地方，只在一个地方住宿，否则就很难凑齐一套“完整”的票据。如果有人想一次出差多去几个地方多办几件事，那么如何找发票就只能各显神通了。

    实际的科研中，因为很多不可控的因素，科研人员往往要去很多地方寻求设备或其他支持，有的需求是到了一地开展工作后才产生的，这常常需要连续出差，与现行规定抵触。

    “有人说，不就是报个火车票住宿票吗，至于那么多人一次次呼吁吗？别看这好像是件小事，其实关系到科研经费管理的重大问题。”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说。

    长期以来，科研人员对科研经费的使用权并没有那么高的自由度。“对千差万别的科研项目设置统一的预算科目和比例控制，其结果就是科研人员不得不削足适履，根据科研资金管理规则而不是项目本身的需要编制预算，虽经事前审批把关，但相当比例的项目预算不可执行。”全国政协委员、浦东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冯俊说。

    科研界流传着一句话，“科研经费申请难，但钱进了财务处的大门，要想花掉它，更难”。

    “在这种严控之下，一些学者不得不通过虚列支出或增加无关票据，来获取本应合理获得的钱。”全国政协委员、上海科技大学副校长印杰说。

    贾康透露，此前，曾有一名院士候选人因为被查出经费使用上的问题，最终获刑。虽然和他的性质不一样，“但很多科研人员也是人人自危，因为真严格抠起来，用钱上没一个‘站住脚’的”。

    “除了少数科研人员个人的法治观念和道德水平问题之外，这暴露了制度设计和管理机制本身存在问题。”冯俊说，“不同于政府行政办公经费，科研经费的管理应该有自己的管理理念和管理办法。”

    冯俊建议，应该将以往的“正面清单+事前审批”的管理模式转变成“负面清单+事中监管和事后审计”的管理模式。

    所谓“正面清单”，即指现在的管理属于规定什么可以干，所有的经费支出必须严格按照这个清单来。而“负面清单”，冯俊解释，是指“规定科研资金不能干什么，而不用具体管它能干什么”。

    “除负面清单列出的项目之外，法无禁止即可为。”冯俊说，“当然，也要加强国家各类科技基金监察的机构和能力建设，强化对经费分配环节的过程监督，查处违规违法使用资金现象。”

    事前审批和事中监管、事后审计，有巨大差异。

    瞿佳说：“科研就是一种探索活动，过程中的可变性太大了，不是所有的项目都能严格按照预算编制的进度执行，要允许有一定滞后甚至是失败。”

    “比如大家反映强烈的突击花钱问题。现在要求严格按照预算来拨款，每年拨多少都要严格执行。”全国人大代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说，“问题是科研不是行政工作，它没法细分到今天做什么，明天做什么。很多经费如果到年底还花不出去就要收回去，就必然会突击花钱。”

    全国政协委员、河北师范大学副校长王长华表示，某种意义上，科研工作更像是一种投资行为，“要看结果，而非注重过程。过于强调掌控过程，是用行政化思维理解科研工作，常常会把科研‘锁死’”。

    “其实这些问题都是老问题，科技界、教育界呼吁多少年了。”说着说着，王长华忽然叹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