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杰

    去年，第一次在现实中听到“任性”这个被网络赋予新意的词语时，我有点被震住了。它从一个与这个词语本不相宜的丑女人嘴里喷出来，包裹在一股“野蛮女友”、“女汉子”姿态的喷泉之中，像箭簇射中野兽一样，一下便被听者记牢了。接着，这个词汇铺天盖地在各种场合流行起来，似乎整个世界陷入了一种由这个词语引起的快感和狂欢，让人不由得对现代汉语词汇近乎万能的丰富性及其使用技巧拍案叫绝，感叹人们对于词语富有创造色彩的翻新能力。

    站在被雾霾封锁的空气里，在对全民词语狂欢的妄想中，我却一下陷入了自己对于词语理解力匮乏的恐慌。我仔细搜寻经验中对这个词的理解，发现有一种不自信的落伍感，在自己的词典里，和眼下这个词的熠熠生辉相比，我对它的理解如此陈旧。

    在有限的乡村经验中，甚至从记事起便经常听祖母挂在嘴边的一句常用来警告叔叔们的哲理：马犟损力，人犟损财。我家那时养不起马，只养过一头牛和一头驴。的确，这两头先后来到我家的牲口，因为倔强，也就是今天所谓的任性，我亲眼目睹了它们所遭受的惩罚。在光天化日之下，它们被施以重罚，加大到几倍于平时的劳动量和皮鞭量，直到浑身抽搐，汗水浇透。当时，我对这两种可怜的动物充满同情和怜悯，甚至有一种自己没有被托生畜类的庆幸。

    但这种朴素的乡村伦理经验和此后现代汉语词典里的正解，丝毫不能减少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被翻新词汇时的苍白感和贫乏感。我被这个生猛的词击中后，赶紧百度，得如下解释：听凭秉性行事；放纵、不约束自己；《东观汉记·马融传》：“涿郡卢植、北海郑元，皆其徒也，善鼓瑟，好吹笛，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范文澜、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二编第三章第十一节：“曹植更不守礼法，饮酒无节，任性而行，是一个纯粹的文士”。

    与这个词眼下的生猛和光鲜相比，这些解释都显得有些陈旧和黯然失色，活像一件乡村老大爷过时的黑色老棉袄，尴尬地悬挂在岁月枝头受尽新潮流的嘲讽。对这个词语传统中最好的解释，莫过于率性而为的自由与纯粹成分了。

    但很快，这种词语光鲜表面冲击下的羞愧，便被一种莫名的危机感所代替。在世界理性潮流中，为什么风景这边独“任性”，这种非理性的情绪化到底意味着什么，其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群体哲学和集体无意识？

    我曾对这种社会畸形心态如此描述：不知从何时起，这个世界开始流行一种强盗逻辑，愈是理屈词穷和伤天害理愈是穷凶极恶和理直气壮，越是虚弱越是表现阳亢，以期占领一种舆论与道德至高点，但同时透露出一种透支后的精神虚脱，使社会生态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任性”一出，便表现出一种一条道走到黑的决心和毅力，而且以一种表面潇洒的方式呈现出来，让人容易想到某小品中的“我骄傲”和强盗逻辑的升级版——姐就这么任性。

    这个词语产生于所谓的城市文化，其实硬作狂欢背后隐藏着一种体力和透支未来后的绝望感以及娱乐至死的幻灭感。在变质的空气、有毒的食品、被压抑的精神、高房价、高房租等物质和精神双重雾霾下，高强度的城市节奏和挣命式的谋生方式，已经让这个世界失去耐心，只剩泼妇骂街式的任性与狂欢——舍任性其谁，舍我其谁？用鲁迅的话说是“出离的愤怒”，变一下说法就是“姐要骂街了”——难道也许这就是这个任性时代的逻辑？

    前天打球间隙，聊起流行的任性话题，球友的答案更“残缺”和赤裸：现在家里一般只有一个孩子，舍不得骂，更舍不得打，孩子怎么可能不任性？据说老师们亦承认现在的孩子清一色都很任性；据说腐败的贪官们贪污得很任性和疯狂——难道我们真的进入了任性时代？但我实在无法想象一个由任性作支撑的民族的底色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