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教育大会以来，中央先后印发《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对新时代基础教育改革作出了系统设计，标志着我国基础教育迈入全面提高育人质量的新阶段。

    为落实三个文件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2019年基础教育重大改革专题研讨班近日在京举行，来自全国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相关负责人交流了经验，天津、河北、宁夏、山西晋中等13个单位相关负责人作了交流发言。

    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消除大班额、完善控辍保学工作机制、深化义务教育阶段招生改革、深入推动普通高中课程改革……从各地经验中不难看出，解决基础教育重点难点问题，除了深化改革，别无他法。

    破解难题顽疾，回应群众关切

    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关系到教育公平的实现，也牵动着每个适龄少年儿童家长和社会各界的心。

    面对择校乱象，宁夏一步步织密政策网络，2014年全面取消民办中小学考试招生入学政策，取而代之的是电脑随机派位加面谈；2015年全面取消普通高中招生“三限”政策，实行“指标到校+择优”录取；2016年取消普通初中招收特长生政策，压缩普通高中政策类招生比例；2018年全面清理、规范中考加分政策；2019年全面取消民办中小学面谈招生政策，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人数的，全部实施电脑随机录取，彻底斩断了民办初中招生利益链条……2018年，宁夏率先在西部省区实现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目标，免试就近入学基本实现全覆盖。

    江苏把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免试入学作为重点，全力推进民办校规范招生。经过近半年的治理，江苏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免试入学基本到位，提前“掐尖”招生有了根本好转。南京今年首次实行民办小学网上报名，并“限报两所学校”，与去年热点民办小学动辄四五千的报名人数相比，今年各热点民办小学报名人数有了大幅下降，全市报名热点民办校的人数由去年的5万多人减少到今年的3.4万人。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河南“大班额”问题曾在2013年达到顶峰。2014年，河南开始实施扩充城镇义务教育资源五年计划，截至今年6月底，河南累计投入近600亿元，新建、改扩建学校3821所，新增城镇义务教育学校学位262万个，义务教育阶段大班额、超大班额已由2013年的26.13%、12.42%下降至2018年底的13.01%、1.98%。

    四川全省183个县中有贫困县88个，其中深度贫困县45个，控辍保学工作面临艰难现实。四川不断完善体制机制，确立了45个县为控辍保学重点监测县，创新建设使用了民族地区控辍保学动态管理机制。同时，四川以改善办学条件、完善学生资助体系、提升教育质量等为关键，不断增强学校吸引力。去年以来，四川深度贫困地区共劝返7万余名少年儿童入学复学，“进不来”“留不住”的问题得到有效遏制。

    创新机制，敢于迈开步子走新路

    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是解决入园难、入园贵的必由之路。天津积极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特别是在扶持普惠性民办园的财政保障、人员培训方面下大力气。

    天津建立了普惠性民办园分等级补助机制，按等级分别给予2800—4400元生均年补助。“原来500元的补助只能用于办园经费，但园长普遍反映，他们面临的问题不在于硬件，而是怎么用比较高的待遇留住老师。”天津市教委副主任孙惠玲说，此次调整后的补助，可用于包括提高教职工收入等维持幼儿园运转、发展所需各项支出。

    河北省教育厅巡视员李胜利介绍，河北在推动学前教育改革中着力破解体制机制障碍，重在补制度短板、堵监管漏洞，进一步健全学前教育政策保障体系。同时，河北明确小区配套幼儿园优先举办为公办园，条件不具备的，委托办成普惠性民办园，不得办成营利性民办园。

    河北在全国率先出台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专项治理工作方案，强化了政府统筹，横向上明确了教育、资源规划、住建等部门职责，纵向压实各级人员责任。经过阶段治理，已有471所小区配套园与政府签订了回收协议，回收率达45%。

    作为全国两个省级家庭教育实验区之一，山东不断完善家校合作机制。山东在全省范围内探索建立了政府统筹、部门协作、社会参与、学校主导、家庭主体的家校工作机制。目前，全省92.39%的中小学（幼儿园）成立了校、级、班三级家长委员会，并纳入日常管理，依托中小学（幼儿园）设立了23989个家长学校（课堂），中小学（幼儿园）覆盖率达90.78%。

    为让德育工作“实”起来、“活”起来、“强”起来，福建出台《关于整体推进大中小学德育一体化建设的实施意见》等系列文件，系统设计了中小学校德育工作的目标任务、内容形式和措施要求，形成了以思政课为核心，以语文、历史为骨干，其他各门课为支撑的德育课程体系，并以劳动教育、养成教育、社会实践为抓手，促进知行合一。

    山西晋中抓住了中小学校长职级制改革这一牛鼻子，用两年时间，取消了8所处级学校、34所科级学校的行政级别，摘掉了34名处级干部、382名科级干部的“官帽子”，克服了学校管理的行政化思维，实现了教育专家办学治校的新突破。与之配套，晋中赋予校长学校内绩效工资分配权等7项权利，特别是进一步实施中小学教师“县管校聘”管理改革，促进了学校内部管理的深度变革。

    深化改革，探寻教育质量提升的突破口

    浙江在2012年全面启动深化普通高中课程改革，中心思想即为“创造适合学生发展的教育”。

    “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难啃的骨头越来越多，新问题不断涌现，我们开始酝酿普通高中分类办学、特色化发展的改革内容。”韩平介绍，浙江准备在近期出台《关于实施分类办学促进普通高中学校多样化特色发展的指导意见》，希望通过实施分类办学改革，改变区域分层办学的现状，逐步形成区域支撑普通高中特色发展的分类办学机制，区域内普通高中学校错位发展，形成稳定独特的办学风格和较为成熟的特色课程体系。

    “通过教育政策调整了教育关系、学校结构和师生关系，但课堂教学如果不发生改变，各项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比较空的。”上海市教委基础教育处处长杨振峰说，上海自1988年推进“一期课改”以来，30多年始终坚持把立德树人贯穿到日常教学，依托课程改革、教学改革，持续优化教学过程，不断提升育人质量。

    在推进课堂教学改革时，上海建立了教育行政部门、高等院校、教研部门和基层学校的合作共同体，采取了明确要求、选点试验、提炼规格、编制文本、推广应用的运作机制，确保相应要求在合规、科学的同时，更具可操作性。

    广东狠抓基础教育和信息化融合发展的顶层设计、路径设计，从新学校、新课程、新课堂、新评价等8个方面着手，积极构建“广东新时代新教育”体系。为此，广东制定了《关于深化基础教育综合改革构建广东基础教育新生态的指导意见》，聚焦体制机制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教育供给侧改革、教育治理体系改革，提出了15条改革举措，以教育信息化为引领，系统推进基础教育综合改革。

    为提升信息化的整体水平，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安徽把推进智慧学校建设作为突破口。

    “智慧学校与教育信息化1.0相比，最大的优势就是基于伴随式数据收集、大数据分析、个性化诊断、智能化推送，让传统的因材施教插上现代化的翅膀。”安徽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邬平川说。

    安徽把智慧学校建设的重点落在了基础教育，尤其是乡村中小学上，确定将于2019年完成50%的贫困地区教学点智慧课堂、16%的乡村中小学智慧学校建设任务，建设1017个教学点智慧课堂和1131所乡村智慧学校，并列为省政府重点工作，纳入省民生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