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贾大山有一篇题为《游戏》的微型小说，文笔相当老到。故事的主人公有两位，都姓袁，他们是邻居，两家只有一墙之隔。北院老袁是局长，南院老袁是工人。二人都退了休。袁局长家有彩电，袁师傅家没有彩电。袁师傅想到邻居家看电视，袁局长从局长位置上退下来正不适应，就要求袁师傅在电视报上圈出想看的节目，递交申请，等他批准。俩人隔三岔五借着墙头交流。袁师傅当游戏做，袁局长却当了真，甚至于犯了官瘾，摆起了架子。一来二去，二人间生出摩擦，掰了。后来袁师傅自己置办了彩电，隔着墙头，看袁局长孤独落寞的身影，又生出诸多不忍。想干脆再陪袁局长做游戏吧，却惹得对方潸然泪下。从此两人言归于好，情同莫逆。

    情节其实并不复杂，复杂的只是人性。但我一直在想，比我们年轻的读者是否能读得懂？毕竟，这是一篇打着明显的时代烙印的小说，藏着专属于我们这一代以及老辈儿人的记忆。

    我出生于1969年。1976年从青岛外祖母家迁回北京定居，1977年上小学，1987年上大学。有十年多一点儿的光景里，除了读书，以及在院子里和小伙伴做游戏，最主要的娱乐方式就是看电视。我家规矩很多，且严。那时还是实行六天工作制，只休星期天。父母规定我们姊妹三个每天必须收看《新闻联播》，这规矩雷打不动。时间一到，不管是正在做家务还是写作业，一律放下，齐齐拿着小板凳端坐到电视机前。《新闻联播》一结束，该干吗干吗去。晚上，姊妹几个会围坐外屋的大方桌旁，安静地做功课。说安静，其实也不然。因为大人们是可以看电视的，尽管他们把音量调到低得不能再低，声音还是会从门缝里传出来。不知道姐姐们会如何，反正，赶上好看的节目，我是会拼命支起耳朵来听动静的，偶尔，还会扒着门缝儿偷窥几眼。

    因为周日可以睡懒觉，不耽误学习，所以只有周六晚上，父母才允许我们姊妹仨从《新闻联播》一直看到电视里频闪雪花点儿。那时候家里除了订阅《北京晚报》，还订了《广播电视报》。每每收到报纸，家人都会聚在一起商量看哪个节目，父亲会用红色铅笔在节目单做上标记。

    那时候可供选择的电视频道并不多。但即便如此，我也能轻而易举地拉个青少年时追剧的清单出来：内地产和香港产的包括《敌营十八年》《蹉跎岁月》《崂山道士》《乔厂长上任》《虾球传》《霍元甲》《陈真》《赤橙黄绿青蓝紫》《寻找回来的世界》《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等；外国的电视剧我记得有《加里森敢死队》《大西洋底来的人》《排球女将》《姿三四郎》《血疑》《阿信》《海蒂》《聪明的一休》《铁臂阿童木》……罗列至此，我意识到一个事实：时间并非只是杀猪刀，只会磨去记忆，或在我的额头上镌刻皱纹——以前我一直以为自己只有童年的记忆，稍大一些后的记忆似乎全部是空白。不承想，就这样梳理着清单，记忆就全部苏醒。原来，它们只是在冬眠，在大脑深处蛰伏。它们苏醒的速度犹如闪电，让我来不及动笔，就被一击而中。再原来，今天的我——我的理想主义情怀、我对生活艰难做顽强抵抗的力量、我对科幻与科学以及电影、戏剧、诗歌等的热爱……所有的所有，一切的一切，无不和那个时代有关。我，我们，从那个纯真年代走来，又跟随着祖国发展的步伐走进新的时代。

    还是把话题说回到电视机上来，有一个细节我以为也很值得记录下来：

    我家原本有一台黑白电视机。聊闲天儿的时候我问父母是什么时候换成彩电的，他们都说记不清了。我姐说，反正1981年看《姿三四郎》的时候，电视肯定还是黑白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物质仍然极度匮乏。米票啦，面票啦，油票啦，肉票啦，几乎所有涉及老百姓居家过日子的物资都是按计划供应和凭票供应，买电视机更不例外。据此推算一下，家里置办彩电，应该也就是80年代初的时候。母亲对这件事记忆犹新，并回忆说，那时她还在中科院工作，调到社科院是后话。有一天，支部书记找到她，说：“小于啊（母亲姓于），只有一张彩电票，我们考虑了半天，决定把这张彩电票发给你。你家有三个孩子，年纪都还小。现在都学外语，你就买吧，买了孩子们好学习。”对哦！那时候，我们还有过跟着电视节目学外语的经历——我至今清晰地记得《Follow Me》第一课里的对话：“Can you help me?”“No！”“Can I help you?”“Yes，of course！”

    怀念那个时代，并非意味着我只是怀旧，过去的年代为我打下明亮的精神底色，这是值得庆幸与感恩的。但相比起过去，我更愿意生活在今天。不仅因为国家有了长足的发展，日益昌盛，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更因为我与祖国同成长——我在中学一线教师的岗位上已经工作了整整28年。能用智慧与汗水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尽绵薄之力，我很自豪。

    （作者系北京景山学校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