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认同——有担当的人类文化立场

    记者：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就文化来说，既有文化冲突，又有文化融合，其中还缠绕着复杂的权力和利益关系。您认为我们作为这个时代的人，该怎么理解自己的文化身份？

    叶小纲：最大的赢家是以人类共同的思想感情基础为起点创造高质量文艺作品的人。李安电影的成功很说明这个问题。不管文化多么冲突或融合，或多么复杂的利益关系，甚至还有话语权问题，只要你在艺术上真正有担当，文化身份或立场不会是大问题，只会赢得发自内心的尊重。玩小花样抖小机灵成不了大事，有时也许会获得暂时经济上的成功，甚至廉价的酷评，但历史会尊重真正有担当的文化立场。

    记者：文化或音乐走出去，必须考虑当地的市场，市场因素的考量是我们无法绕过的，但是，如果它被命名为“中国故事”，就与展示中国的国家形象相关联，其中不应为市场而妥协的、必须坚持的东西是什么？

    叶小纲：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但我想我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首先我是“个体”，不代表国家，作品只是表达了一个来自中国的音乐家对世界的认识，让世界意识到中国还有这种完全用西方文化表达的方式来表达中国意识形态的作品。市场因素当然不会回避，纽约是个国际文化大都会，是世界各个民族聚居的大城市，所以我的《大地之歌》选用了一个黑人女歌唱家，她在国际上很有名，艺术成就很高，在德国DG公司出版过唱片，但在纽约露脸并不多，会引起市场期待，尤其是音乐界的强烈期待，这是充分考虑过市场因素的。我来自中国大陆，启用台湾籍世界著名的小提琴家林昭亮，也充分考虑了大纽约地区有大量来自台湾的移民。最不为市场妥协的就是我的音乐理想，用“中国故事”整体构思音乐会，我是来自中国的音乐家，只要你进了音乐厅就得听我“说事”，不听也要听。我有这样的艺术自信，他们会听我“说完”。你可以不理解，甚至不喜欢我的方式，但你得尊重我。

    记者：“中国故事”音乐会继纽约之后，是否还计划到别的城市展演？如果它成为中国文化或中国音乐的一张名片，您希望它是怎样的形象，具有怎样的内涵？

     叶小纲：如果是张名片，更恰当地说应该是个公司行为，是北京演艺集团举办对外交流演出的手段或方案。我只是个音乐家，如果我的作品成了国家文化名片之一，只是个荣誉而已。我头脑很清醒，不会费尽心思为个人做这种努力。去华盛顿肯尼迪中心和柏林爱乐大厅也有计划，其实没什么大不了，音乐家不开音乐会，那干什么？这就是份内之事。贝多芬、瓦格纳不是演遍全世界了吗？我去美国开音乐会并没有说明中国文化强大，反而证明我们有太多的事要做。什么时候全世界各国音乐家都争先恐后到北京来演出、开音乐会，那时，中国才是真正的文化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