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OCs给我们带来了教学方法、教育服务模式和教育体制等多方面的改变，我们需要探索自己的路子。”北京师范大学远程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陈丽说，“做中国的MOOCs要建中国的平台。早期计算机产品引进中国时，我们帮助美国人占领了中国市场，当时是迫不得已，因为我们不掌握技术，但是，今天，对于MOOCs浪潮，我们与美国相比，在开发平台的技术上没有任何问题，如果今天我们的一流大学都将自己的公开课放在美国人的平台上，等于用我们的内容和市场，帮助美国人挣钱，也许若干年之后，我们研究中国人在线学习的规律时，还得向美国人出钱买数据。同时，中国自身教育水平虽然差异较大，客观上需要一流大学开放优质课程，但是，如何使MOOCs模式可持续发展，仍需要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机制，不能简单照搬美国的策略，因此，如何通过MOOCs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并使得边远地区、更多中国人能低成本或者无成本地享受优质教育资源，是我们需要重点思考的问题。”

    开放大学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郝克明说，要促进MOOCs的发展与提高，不只是通过网络向学习者提供世界顶尖大学精品课程的视频，还需要为学习者提供包括答疑、辅导和各个学习时段必要的考核等教学服务。美国MOOCs的运作中，哈佛大学等世界顶尖大学都没有投入相应精力为大规模学习者提供各种与教学相关的服务，这些工作大多由公司或大学的部分教师去做。与美国没有开放大学系统不同的是，我国大学远程教育有比较完整的体系和几十年的历史，在网络教学和管理方面有比较丰富的经验，而且拥有一支熟谙网络教育规律的师资队伍和功能比较齐全的网络平台。这是我国的优势。如何使MOOCs模式在我国能够可持续发展，加强我国名校与开放大学的合作，互相取长补短，是一个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MOOCs在技术使用上并无多少先进之处,我国的远程教育在这一方面并不落后，在技术使用的广度和深度方面，可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媲美。MOOCs引领的是新潮流，用的是旧方法。”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王一兵说，如何从中国国情出发，正视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带来的严峻挑战，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MOOCs理念和体系的进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是我国开放大学应认真思考的问题。

    中央电化教育馆馆长王珠珠认为，MOOCs带来了教育方式的突破，突破了传统的学历教育，学习者不是为了学历而学习，而是为了分享和自主学习。MOOCs也不只是新技术的代称，它的意义重在教育技术的变化带来的教育教学方式的改变。面对MOOCs,我们需要区分开放资源和开放课程的区别，前者是辅助学习的各种手段，后者则是远程教学。MOOCs作为一种工具和平台，智能化交互很重要。

    国家开放大学党委副书记张少刚说，在他的设想中，国家开放大学远程教育云通过互联网、虚拟专网、卫星网、移动互联网等，接受任意终端访问。通过遍布全国的网络，为学习者提供完善、便捷的软件与服务，同时提供优质海量的教育资源，实现时时、处处、人人的学习，最终达到双向互动，协作共赢。国家开放大学的云教室，则能实现教师团队协同教学、远程实时教学、网络直播教学、课程实时录播等多种功能。

    “开放大学在教学中应用网络的经验表明，网络技术在教学中的最佳应用方面是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交互，而非简单地将课程内容全部传递到学生的电脑上。”黄荣怀说。

    张少刚说：“开放大学在多年的远程教育经验基础上，正在积极打造互联网生态中的新型大学。远程教育的第三次跨越已经来临，在全民终身学习的社会理想下，开放大学必将大有所为。”

    MOOCs时代，有人以为，高校会逐渐消亡，也有人坚持，大学不只是学习之地，更是一段令人迷醉的理想生活，那么开放大学能否构建这样一个中间地带，能建构积聚著名大学教授的新型大学？这是很多人的期待。

    中国的MOOCs走向何方

    “假如印度10年后有几千万哈佛、麻省理工网络教育毕业生，我们怎么办？”国务院参事、友成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汤敏的疑问，代表了很多人对未来国家竞争力的担心。在汤敏的设想中，MOOCs带来了教学模式的改变，用人单位可以根据自己需要列出需要学习的课程，学生则根据用人单位需要，选修各名校不同课程。

    “中国真正需要优质教育资源的是贫困地区和一些水平不高的学校。我们的重点是锦上添花，还是雪中送炭？仅是教授的课程上网，还是打造新的教育？我们是跟在别人后面，还是走一条自己的路？”汤敏说。

    黄荣怀认为，教学方式改革必须与学习方式改革相匹配，学习方式要与内容匹配，内容要与学习目标相匹配。新型学习方式的特征是资源的多形态、学习终端的可选择性、学习者差异管理。对这些问题需要认真研究和探索。 

    “在中国发展MOOCs需要注重知识产权法的修改，同时也需要改善边远地区的网络条件，建设中国平台。要研究推行MOOCs认证制度建设，并推动研究面向大规模学习者的教学法以及MOOCs学习成果评估方法和MOOCs制作与执行的标准化等问题。”李晓明说。

    郭文革建议，在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运动中，既要重视国际一流大学之间的横向合作，也要注重用人单位、大学、知识生产者之间的纵向合作，按照中国社会转型期发展的需要，建立中国自己的MOOCs发展战略，推广中国文化价值观、营造国家“软实力”。在战术层面上，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支持关注特色平台和特色教学项目的探索和尝试，尊重社会对“创新”的自由选择。同时，以示范项目为抓手，寻找突破口。

    “组织两个以上课程平台，鼓励竞争，最好有民营化的公司参加。应试验开设一批适应企业和社会急需，并由企业高水平的高管和专业人员讲授的课程，通过认证后在MOOCs上推出。”汤敏说。

    “我们必须破解三大难题。第一,如何在网络课程的大批围观者中,选拔出稳定的学习者？并将他们培育、提升为新一代网络课程的创造性学习者、高效学习者？第二，如何在众多的网络课程及其主讲教师和开发团队中,选拔和培养出稳定的课程建设者的队伍，并创造出超越目前大学课程评价、建设体系的体制和机制？第三,如何创造和形成新一代网络课程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追求和开创信息时代和谐共赢的大学新文化和人类新文明?”桑新民说。桑新民建议，首先要认真研究和推动网络课程学习模式和教学设计的创新发展；其次是关于评价观念的更新和网络课程学习的跟踪研究；推动个性化、智能化、自主化、团队化学习评价模式的创新发展；再其次，要深入研究网络课程开发模式和教师—导学团队的创新等问题。

    “我们应当紧紧抓住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历史机遇，研究借鉴MOOCs发展的理念，并从我国国情出发，充分调动高等学校和全社会的积极性，在学习国外平台建设经验同时，建立我们自己的MOOCs平台，积极进行相关的教育研究和变革探索，推动我国教育事业的跨越式发展。”郝克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