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师报：人，常常是在职业的选择与被选择中完成角色转变的。你称自己是曾经被选择为校长，而今自我选择自由行走教育的生活。这种自由行走是你追求的理想生活方式吗，你的教育理想又是什么？

  郑杰：在我回答类似问题时，几乎所有人都带着羡慕的眼光看着我，因为做自己喜欢的事，过自己喜欢的生活，是每个人的梦想，而在大多数人看来，这又是一个很难实现的梦想，所以人们羡慕我。可能更令人羡慕的是，我目前的工作方式与我的生活方式高度地统一在一起。我喜欢表达，喜欢写出更多的文字，我也喜欢旅行，结交不同地域文化里的人，我觉得这样的生活方式是最适合我的。

  我没有什么所谓的理想，我只是在从事一种职业，这个职业是为“传播知识”而存在的，我是一个知识的传播者。关于知识，有这样一个链条，有人负责知识生产，有人去消费知识，可是也要有人来传播知识，我发现很少有人做传播的事，或者有人想去做却做不好，比如有一些大学教授，他们能生产知识，却不太善于将知识表达出来。我之所以很热心地去做，是因为知识传播这项工作恰巧符合我的生活方式，仅此而已。

  至于我的理想，它在教育之外，那就是我们这个社会无论是制度还是文化，能让所有人都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让所有人都能发挥自己的长处和潜能，那该多么美好！中国那么多人口，智商高的人以1/4计的话，也比美国的总人口还多，可是他们都在干什么？很多人都在做些毫无意义的事。在中国，有太多不幸的人，而最大的不幸就在于我们意识到了这一点，却丝毫没有改变这一残酷现状的愿望。所以，我可能也有理想，但我知道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理想，我拯救不了任何人，只是在拯救自己，为此我心满意足了。

  中国教师报：任校长时很多人称你为“另类校长”，你接受这一称谓吗？你如何解读自己的这种“另类”？

  郑杰：我接受，很接受。因为那是别人对我的称谓，这个称谓客观地描述了我与其他中小学校长的区别。在我看来，这个称谓并不是恶意的，带有一些尊敬在里面。但是，我不会自称为“另类”的，因为当我显示出与其他校长的不同时，都不是刻意的。我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也不为了标新立异而去做什么，我反对什么和去做什么几乎都是出自理性，我非常欣赏和悦纳自己的理性，当一个人很理性，至少在工作和学问上很理性的话，就会拥有更大的勇气。正是勇气，让我可以毫不犹豫地放弃一些别人看来很重要的东西，比如名誉、利益或者领导的认可。

  总体而言，我靠自我认定而获得尊严，而不是别人的评价。我的另类，并不在于我有特别的勇气，而在于我的理性，就是所谓求真吧，这让我显得特立独行。而如果在教育界，一个求真的人被看成另类，这个行当就让人有些失望了。

  中国教师报：辞去公职后，你曾赋闲在家一段时间，其间读了很多在你看来不必与工作有关，也与名利无涉的书，这些书丰富了你什么样的教育思考？

  郑杰：有一段时间我确实失去工作，但我读书并不只是在失去工作的时候，读书是我的生活习惯。回想起这个习惯的养成，主要有两条经验，一是条件不允许我读书，小时候父母强烈反对我阅读课外书，所以我总是偷偷地读。有时候越是条件不允许，却越是激发了人偷偷读书的欲望；二是因为我总是只读那些自己喜欢的书。在读书方面，我不愿意苟且，我不愿意与我不喜欢的书妥协，我从来不和自己的心愿宣战，这让我每次只要捧起喜欢的书来就进入饥渴的状态，所以养成了每天看书的习惯，无论赋闲还是忙碌，都一样。

  我们常常把有用的书看得很重，可是什么是有用？有用和无用都是相对的，你认为有用的别人未必这样想。比如《高等数学》，你不能说这本书对大学数学系的人有用，而对我这个中文系的人就无用。我读书常常是无目的的，不是为了有用而读书的。这种习惯最大的“用处”就是，让我知道敬畏，对知识的敬畏，对人类尚不可知的力量的敬畏，让我在舟车劳顿中保持内心的宁静，这是书本带给我最有用的东西。

  当然，读书无疑也加深了我对教育的理解，那就是，教育是复杂的，是不可以乱来的，这是我想要传递给我的听众和读者的一个重要的思想。

  中国教师报：后来你专攻教育咨询，甚至以“教育咨询师”自居，你如何定位教育咨询师这一身份？

  郑杰：咨询师其实是知识传播者的一个身份，还有别的身份，比如科普作家、培训师。咨询师的工作难度相对于其他传播工作要大一些，比如科普和培训之类都是“假定”读者和听众有问题，所以你只要备好课，就可以洋洋洒洒地写、滔滔不绝地说，可是咨询却不行，咨询是要现场回答问题，是读者和听众的真实问题，作为咨询师要即兴回答，因此这份工作很有挑战性。比如你的反应速度要快，你的知识储备要足够丰富，体能要好，最重要的是，要有很强的对环境的感知能力，因为教育和管理的几乎所有问题都有丰富的情境性，只有理解了现场的问题情境，才能准确而得体地做出回答。所以，这又是一个很过瘾的工作。

  目前在教育界从事专门咨询工作的人不多，“气候”条件还不成熟，但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人意识到咨询比培训更有价值，我愿意等待那一天的到来。

  中国教师报：你在公办学校做过校长，也曾在民办学校有过任职经历，在你看来，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之间存在哪些差异，他们之间应该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郑杰：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的差异主要在于“老板”不同，公办学校的“老板”是教育局，民办学校的“老板”是企业家，对一个校长来说，无论在公办还是在民办，都是“代理人”的角色。在当公办学校校长的时候，我曾经错误地以为，民办学校比公办学校更自由，公办学校管得太多太死，而民办学校拥有完整的招生权、聘任权，就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去办学了。可是，我错了，而且我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代价。

  一个校长，在公办的体制内，很少有办学自主权，在民办体制内未必就有办学自主权。那是因为，一些公办学校的“老板”看着政绩，一些民办学校的老板看着收益，而无论政绩还是收益，都是以考试分数的形式来体现，都是以牺牲教育的价值为代价的。这时，不管是在公办还是在民办，有教育理想的校长都是痛苦的。

  不过，相对而言，一些公办学校校长的痛苦相对更重些，因为并不是学校的考试成绩提高了，你就能获得更大的自由办学权，恰恰相反，你办得越好，你碰到的麻烦可能越多，比如“条子生”，升学率越高，条子就会越多，你不能照单全收啊，所以就可能得罪人。不仅如此，公办学校得迎接很多检查和考核，手脚被捆住了，自由发挥的机会不多。

  民办学校校长的痛苦相对轻些，只要你把考试成绩抓好了，生源广进就是财源广进，老板的目的达到了，也就不来管你的事，校长可以有一些自由发挥的余地。我当时在民办学校当校长，与老板最大的分歧就是战略问题，我认为应该先抓考试成绩，再赚钱，而“老板”等不及，一个劲地招生，把学校塞满再说，结果学校差不多成了“工读学校”，所以很快就倒了。

  相比公办学校，在民办学校如果运气好的话碰到一个好“老板”，痛苦相对可以小些，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中国教师报：当下民办教育的生存现状并不乐观。你是否看好民办教育的发展？

  郑杰：我持比较悲观的态度。不是校长和教师不努力，我们有世界上最能吃苦的、最努力的教师，他们充满焦虑，职业满足感很低，职业倦怠明显，可是他们中的大多数毕竟还在继续努力工作。如果说中国教育有问题，主要问题不是教育内部的原因。

  如果说民办学校有比公办学校格外的痛，主要是因为民办学校没有真正获得与公办学校“同等国民待遇”造成的，尤其是一些地方公办学校教师的待遇提高之后，对民办学校教师队伍的稳定性提出了挑战，这在义务教育阶段的民办教育来说尤为严重。

  民办教育生存状态不佳，这可能不会是短期的现象。现在，民办教育正在过冬，何时是个尽头？我不知道。

  中国教师报：公办学校校长的频繁调换，对学校文化的传承是一种损伤，现有管理体制下，公办学校如何规避这一问题？

  郑杰：总体来看，我主张公办学校校长的频繁调换，因为校长一旦在一所学校做久了、做顺了，就会走向独断专行，我所见过的一些所谓的“名校长”，甚至成了学校里的“专制主义者”，他们将个人的教育观念强加在教师头上，在学校里只能有一个声音、一种思想。

  你认为当下的中小学校有文化吗？即使一些百年老校也没什么文化。如果连文化都不曾有，还谈什么文化传承？学校没有文化，剩下的只是“做法”，即不同的校长有不同的做法，换一个校长就有另外一种做法，频繁地换校长就会频繁地换做法，但这也总比某个校长做几十年而只有一个做法强些。

  公办学校就是要让校长流动起来，这会让人们逐渐开始意识到制度和文化的重要性，意识到校长并不是成就一所好学校的唯一重要因素。只是校长的流动要有个法则，无论是长期任职还是短期任职，总要告诉校长们任职期限，否则即使能够证明长期任职对学校更为有利，也不能给校长和学校一种稳定的心理预期。

  中国教师报：我们曾经有这样一个观点，民办学校因为机制灵活，更容易产生“教育家”，而“呼唤教育家办学”是社会和我们教育人的一种集体愿望。在你心中，教育家的标准是什么？

  郑杰：我的教育家标准就是，教育家必须是个思想家。你看，历来能被称为是教育家的人，无论是孔夫子、朱熹、陶行知还是苏霍姆林斯基、杜威，他们都首先是思想家。可是，我们有思想家吗？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