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教育学，能否改变传统的“教育学”教材的样式？2011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叙事教育学》（刘良华著），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教育学的新样式，让教育从“讲道理”变成了“讲故事”。

  什么是叙事教育学？叙事教育学是针对理论教育学而言的。所谓叙事教育学，是“不讲道理”只讲故事的教育学。或者说，叙事教育学并不直接教训人而更愿意把教育道理隐含在教育故事或教育比喻之中。

  一则好的故事，就是一条好的教育隐喻。出色的叙事教育学不过是一系列教育隐喻。读者或听众是否有能力或是否愿意从这些教育隐喻中领会相关的教育道理，取决于读者或听众本人的直觉与直观的悟性。

  小说是盛大的故事。叙事教育学也因此可以理解为教育小说，或者，可以将叙事教育学称为教育文学或教育美学。出色的叙事教育学恰恰只是保持故事的文学性、艺术性而有意或无意地淡忘教育的任务。相反，如果故事（含神话、童话、小说、戏剧、电影等）的“教育主义”情结过多过重，故事迟早会在读者或听众那里受到抵制。

  叙事研究并非独立的研究方法。叙事研究是讲事件、讲事实而不呈现为单纯的思辩和逻辑。也因此，叙事研究更接近实证研究而不是思辩研究。它甚至可以视为实证研究的研究风格和写作方式。

  刘良华教授在《叙事教育学》中，为教育文学叙事、教育电影叙事、教育科学叙事提供了比较完整的解释。

  “有情节的故事”是所有教育叙事的核心精神。离开了这个核心精神，就失去了教育叙事的本分。而典型的教育叙事，意味着这种研究维护了教育叙事的核心精神，即“故事精神”。主要包括三个形态：教育自传、教育传记和教育故事。前两者是真实的教育叙事；后者是虚构的教育叙事。

  当这种典型的教育叙事朝着艺术的方向转化的时候，即可拓展为自传体小说、传记体小说和成长小说。艺术化的教育叙事可以借助艺术的力量，借助小说的魅力，使教育叙事变得更加自由、更有情趣，也因此更有可读性、更有教育性。其中，最能够显示教育叙事精神的是自传体小说。

  教育叙事的另一模式则是教育电影叙事。教育电影（和教育戏剧）因“导演”、“演员”、“音像技术”的参与而使原有的教育故事、教育小说剪除了文字阅读的辛劳与障碍，又使口头的教育传说添加了可视的图像和配音。教育电影因而成为影响“大众文化”、“民间文化”的日常教育文本。它使教育叙事更有“大众教育”的意义，让人在休闲、娱乐状态的当下,间接地、潜移默化地接受教育。

  因此，刘良华教授在书中对教育电影（和教育戏剧）做了专门的阐释，并借助教育电影的研究，直接解释“教育哲学”和“教育学”的系列主题。

  教育电影的叙事研究是否成功，既取决于教育电影的选择，更取决于对教育电影进行解读的视角。本书以“自然法的视角”的框架来选择系列教育电影，并用“自然法的视角”来对种种教育电影进行分类和解读。

  一般来讲，教育电影是以影像的形式对典型的教育叙事或艺术化的教育叙事进行改编和改造的。不过当下，教育电影并不限于此。由于“非虚构小说”、“报告文学”、“新闻调查”的兴起，教育电影也越来越多地显示出“新闻调查”、“历史调查”、“教育实验”的实证研究的精神和元素。

  教育科学叙事是典型的教育叙事向科学化的方向扩展的产物。主要包含调查的教育叙事研究（或叙事的调查研究，含实地调查的叙事研究和历史调查的叙事研究）、行动的教育叙事研究（或叙事的行动研究，也有人称之为“经验叙事”）和文学的教育叙事研究。前两者是对真实的教育现象的研究，后者主要是对虚构的教育叙事文本的研究（也可以是对非虚构的叙事文本如教育自传、教育日志的研究）。

  科学化的叙事研究之所以重要，主要的原因在于：它以“实证”的方式提取真实的事件。也因此，科学化的叙事研究也可以称为“实证的叙事研究”。

  实证的叙事研究以“拿证据来”的态度用事实说话。它少了虚构的浪漫，但增长了借鉴、预测的信心（即便是故事的叙事研究，它也是事实和事实之间的比较或链接）。

  在这三种教育叙事研究的形态之间，文学的教育叙事研究虽然也是重要的方式和方向，但人们容易因它的虚构而不加理会。于是，理论研究者往往选择调查的教育叙事研究，而行动者（中小学教师）一般选择行动的教育叙事研究。

  本书既可以作为教育研究方法的教材，也可以作为普通教育学（教育哲学）的教材。  （作者单位系广东技术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