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瑞清:行知教育永不“完稿”
■本报记者 沈大雷
“我从事教育事业已经32年,要是能再干上30年该多幸福啊!”
十月里的南京市浦口区行知小学,瓜果飘香。小菜园里正在盛开的紫色的茄子花,果园里硕果累累的柿子树,还有农场里一垄一垄的红薯地……书香、花香、果香弥漫了整个校园。
“这儿可真漂亮啊!”又迎来了一群远道而来的参观者,像是游览景点一样,逐一参观菜园、茶园、果园、荷塘,独具匠心的设计让大家在每一处流连忘返。看到杨瑞清走来,大家簇拥上去,打招呼,求合影。带着平和微笑的杨瑞清站在人群中间,如数家珍地介绍着校园里的一草一木,像是谈及自己的孩子一样饱含深情。
这儿的一切,他再熟悉不过了!
18岁来到这个当初还是山沟沟的地方当教师,他32年不曾挪窝。当年只有几间透风漏雨的教室和一些破旧课桌板凳的村小,如今每年有上万名城市学生来这里体验生活,有上千名外国师生来这里开展中华文化浸濡活动,还有遍及全国各地的教师研修团慕名前来考察取经。
办一所小小的乡村小学,究竟有多大作用?当一名普通的乡村教师,究竟又有多大价值?
当年热血沸腾的青年大学生,如今已是知天命的年龄。少了些锋芒、迷惘和徘徊,多了几分平和、自信和坚守,走在行知路上,50岁的杨瑞清还在寻找着答案。
“我得感激我的自卑”
“我怕见三种人:有权人、有钱人和有学问的人。同这三种人打交道,我就莫名其妙地紧张,讲话会语无伦次,即使有机会也无法抓住。”
了解行知小学,往往从参观校园开始。而有了直观认识的人们通常会好奇,是怎样一位校长创造出了这样别致的学校?
上世纪初,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以留洋博士的身份,脱去西装革履,穿上布衣草鞋,立志通过改造乡村教育来改造中国。“让农民的孩子,也能受到最好的教育”。1981年,从晓庄师范毕业的杨瑞清效仿陶行知,作出人生第一次抉择,放弃进城机会,请求到一所最破烂、最偏僻的乡村小学去。
几经波折,杨瑞清来到当时的江浦县五里村小学。这是一所建在山坡上的简陋学校,尽管如此,他仍为没找到陶行知当初住牛棚办教育的感觉而失落。
地处偏僻,一周只能进城买一次菜;满脸稚气,村民对这个年轻的毛头小伙子没有信心。走村串户和农民交朋友,耐心做工作不让一个孩子失学,杨瑞清的真诚很快打动了农民。在村民的支持下,践行陶行知教育思想的行知实验班办起来了,异地新建的五里村小学崭新亮相了。
1983年5月,正当杨瑞清准备大显身手的时候,一纸调令让他犹豫了,组织上决定让他担任江浦县团委副书记。“当时,许多人都来恭贺我,说我前途无量。”杨瑞清说,这是年轻人非常向往的工作,对自己也的确有诱惑力。在矛盾中,他服从了组织的决定。可是,仅仅干了4个月,杨瑞清打了辞职报告,“做共青团工作不缺我一个,做乡村教师却不能少我一个。”他说,“我就是个教书的料子,非教书不可。”
在进城和回乡、从政与从教之间选择后者,这需要勇气。其实,对于杨瑞清来说,考验才刚开始。
1985年创办行知小学,1986年进行不留级实验,1991年获得全国学陶成果一等奖……在外人看来,杨瑞清似乎春风得意。而其实,上世纪90年代初,行知小学的发展正遭遇困境,除了办学条件长期得不到改善,师资的严重流失更让杨瑞清苦闷,甚至与他志同道合、当初一道到这儿践行行知教育理想的同学李亮也调走了。“那段时间是我最苦闷、最困惑、最艰难的时刻。”他打过退堂鼓,有过犹豫。但是他终究留下来了,“我经过了这么多磨难才把自己定位在农村教育事业上,哪能这么轻易放弃?”
32年的坚持,有人认为杨瑞清选择了理想;也有人认为他是想出风头,自讨苦吃。杨瑞清说,“这里面有理想的成分,还有自卑心态的驱使作用。”
杨瑞清出生于贫寒的农村家庭,再加上父亲去世等因素,他性格内向,一直有着深深的自卑感。在上晓庄师范的时候,他甚至很难融入到班集体中去。
这份自卑感伴随杨瑞清多年。直到1995年,他作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步入人民大会堂接受表彰,自卑仍然困扰着他。“我怕见三种人:有权人、有钱人和有学问的人。”他说,“同这三种人打交道,我就莫名其妙地紧张,讲话会语无伦次,即使有机会也无法抓住。”
就在这一年,杨瑞清遇到了周弘,一位把重度耳聋、高度自卑的女儿培养成才的父亲。周弘教育女儿的经验,让杨瑞清对陶行知的“爱满天下”、“小孩不小”等儿童观有了一种彻悟,这让他相信,人是有潜力的,而开发潜能的金钥匙,就是自信。他开始琢磨起赏识教育来,考虑如何培养孩子的自信心,而自己也在不知不觉间变得舒展起来了。
通过开展赏识教育,杨瑞清压在心头的自卑的巨石被彻底掀翻了。2000年,杨瑞清入选全国师德报告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面对台下四千听众,从容而深情地讲述自己成长的经历。
“事实证明,我到乡下去,到偏僻的地方去,路子是走对了,”杨瑞清说,“这是一种生命的内在力量在牵引着我,去寻找自己的心可以自由自在的那个环境,寻找自己的快乐老家。我得感激我的自卑,正是由于这份自卑感,成就了我和我的这所学校。”
静待花苞开放
“可面对学生时,我们往往就改变了心态,天天都在逼花苞‘你要马上开,立即开,要是再不开,我就要把你掰开’。”
行知学校有两只可爱的卡通吉祥物出镜率很高,像是两个张开的手掌,寓意是手脑并用,知行合一。师生们给这个卡通形象起了个名叫陶娃,不仅学校里的孩子们经常摆出陶娃的造型打招呼,陶娃还曾跟随杨瑞清到了国外,深受国外师生的喜爱。
陶娃的设计者叫小朱,现在是一名大学教师。说起小朱,杨瑞清一脸自豪。早年,小朱在行知小学读书,由于比较顽皮,成绩总是倒数。孩子的父亲找到学校,要求留一级打打基础。那时,行知小学正在搞不留级实验,杨瑞清好说歹说,家长才勉强答应升一级看看。
经过细心观察,小朱的班主任发现这个孩子对美术有着浓厚的兴趣,就鼓励他多画,偶尔再送他点蜡笔,还为他举办画展。小朱自信心越来越高,成绩也上来了。后来,他凭美术特长考上了西北轻工学院工业设计系。
小朱的成长故事,带给杨瑞清长久的感动和启示。“都说教师是园丁,教师的职责是培育祖国的花朵。其实,在教育的百花园里,尤其是小学教育里,更多是花苞。”杨瑞清说,走进花园,人们都是既欣赏盛开的鲜花,又善待迟开的花苞。“可面对学生的时候,我们往往就改变了心态,仿佛天天都在骂花苞‘别的花都开了,你为什么不开?’天天都在逼花苞‘你要马上开,立即开,要是再不开,我就要把你掰开’。”
杨瑞清说,赏识导致成功,抱怨导致失败,教师最重要的素养是学会赏识,修炼一种“花苞心态”。“学生没有好与不好之分,只有两种,不是美丽的鲜花,就是可爱的花苞,若是抱着这样的心态来看学生,慢慢的,就不那么急了。”除了开展不留级实验,杨瑞清试着印制“优点卡”,让孩子分享优点,成为心灵的主人。
“小刚同学:昨天早上,我看到你手上拿着一只塑料袋。很多同学吃完早点后就随手把塑料袋扔在路边。我悄悄跟着你,想看看你究竟怎么处理。结果你把它扔到废纸篓里。看到你这样的行为,我感到非常欣慰。”
这是杨瑞清写过的一个“优点卡”,这样的表扬真实、感人,对于孩子的激励也是出乎意料的。但杨瑞清又想到新问题:“班上那么多的孩子,一个孩子平常有那么多的表现,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细节能有多大的教育效果呢?”重要不在于优点,而在于“优点分享”,于是,他通过颁发“优点卡”仪式、上黑板报等形式,让大家学习彼此的长处。
杨瑞清认为,教育的本质就是爱,而学会赏识就是学会爱。让孩子感到自己是被爱的,引导孩子学会爱别人,要让孩子自爱。
下午放学时分,三三两两的学生有序地登上校车。这时,不知是谁先发现了从报告厅走出来的杨瑞清,孩子们纷纷从车窗探出头来,亲切地喊“杨校长”。杨瑞清则清晰洪亮地一一回应——“你好!”
“你看,这棵是野生的乌桕树,”杨瑞清指着教学楼前一棵枝繁叶茂的小树跟记者说,“3年前,不知是哪只馋嘴的鸟儿衔来的树种。我们把它悉心地守护了起来,别看它现在还很小,想想等它以后变成参天大树的时候,该多美啊!”
兴办大教育
为了走出困境,杨瑞清试过办校办工厂,有塑料管厂、扎绣厂,但都以失败告终。一次城里学生来学校开展的活动让他看到了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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