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

    据报道，日前，有位母亲在“石家庄贴吧”发帖讲述女儿因不能到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工作，天天在家闷闷不乐，并由此抱怨社会不公。只是，抱怨非但没得到网友的同情，反而受到多数网友批评。大家公认，在大学生就业问题上，虽然存在“拼爹”等不良社会现象，但这不能成为埋怨社会不公的理由。

    眼下而言，骂社会不公，似乎是个很容易引发共鸣的“愤点”。但在孩子择业问题上，民间舆论却秉持了难得的理性，没有成为“诉苦母亲”的拥趸。在电影《疯狂的赛车》中，赛车手耿浩纵然走霉运到家，依然坚持“点背不能怨社会、命苦不能怪政府”的信条。这里有一个最朴素的传统逻辑，也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一种信仰：社会游戏规则公平正义与否，固然值得关切，但个人努力拼搏也很关键。只知道眼高手低埋怨社会，显然不是健康的人生态度。

    石家庄那位母亲的抱怨，之所以引发争议，有一个关键性背景：中国的年轻人，面对着日趋紧迫的就业压力。一方面，2014年应届高校毕业生人数超过今年，预计将达到727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都坦言，“从就业角度看，确实感到压力比较大。”另一方面，渐进式延迟退休已经成为顶层共识，“一个萝卜一个坑”，在宏观经济上行不太明显的时候，不管是怎样的延迟，都可能在理论上加剧岗位竞争的态势。

    只是，牢骚太盛防肠断。石家庄那位母亲的抱怨激起民意反弹，无非在于三个因素：第一，在缺乏内心自省的前提下，一味抱怨“社会不公”，显然过于轻率。每个人的命运，固然与社会环境息息相关，但总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制度或体制的影响，不能夸大化、绝对化。不能既说昨天被老板炒了鱿鱼是“社会不公”，又说今天赖床在家睡大觉也是“社会不公”。第二，选择的自由与被选择的能力，属于两个问题。职业选择是个人自由，想去机关事业单位或国企无可厚非，但去不了理想岗位就只会“闷闷不乐”，这恐怕只能让旁观者认定落选的合理性与必然性。第三，从家庭教育来说，面对孩子的择业观不知引导与教化，更从无反省孩子自身能力与素养。只知道抱怨“社会不公”，却不去理性思考究竟是哪里“不公”，即便面对“不公”又该如何应对，如此抱怨又有什么意义？一个再公正的社会，也不会像阿拉丁神灯一样满足每个人的空想。

    当然，如果从制度设计来说，那位母亲的抱怨也是一个提醒，当下的就业市场确有值得改进之处：首先，从潜规则来说，“拼爹式”关系规则仍是人力市场的硬通货，尤其是各种“萝卜招聘”频出，“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等观念仍大有市场。其次，就明规则而言，人才高消费、就业歧视一时难以逆转，从“硕士城管”到“985、211起步”，客观上加剧了结构性就业难。于此而言，顶层设计仍须加强权力监管，让就业市场曝露在阳光之下。市场的归于市场，行政的交给行政，厘清权责、恪守边界，营造更公平正义的就业环境。

    在全球经济同此凉热的背景下，就业压力是个客观现实。一家调查机构2012年10月给出的调查数据显示，新一轮回国潮已经形成，中国留学生70%回国就业。事实本身也许就是对就业中所谓“社会不公”最好的归谬。一句话，别把就业压力一股脑推给“社会不公”，先尽好自己的本分，再来对就业环境指点江山也不迟。（作者系媒体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