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到了回国前夕，研究能力出色的陈佳洱获得了国外学者的尊重与认可，也曾收到留在国外的邀请，但陈佳洱信守承诺回到了祖国。

    当国外同事问他为什么坚持回国时，陈佳洱的回答出乎意料的单纯：派我去的目的就是要回来造一个先进的加速器，现在既然我掌握了等时性加速的基本规律，我当然要回国了。

    朴素的言语下，是无法磨灭的情怀。

    从冬天到春天

    1966年，陈佳洱回国。国家科委基础局给他主持的北大等时性回旋加速器项目批了500万元的资助。就在这位踌躇满志的科学家准备大显身手的时刻，命运再次跟他开了个玩笑——“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切教学、科研停止。

    昔日令陈佳洱引以为傲、为科学事业奉献的一切，却成为今日之罪名，连去牛津也成为“黑帮分子”和“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罪证。因为是系主任，被打成“走资派”，又因为曾说服同事撤掉大字报，变成“右派”，还因为一张由记者违规偷拍的加速器照片被冠以特务嫌疑。回首往事，陈佳洱显得很平静，淡淡的自嘲中仿佛带有一丝苦涩，“反正我的帽子挺多的”。

    在科学与学术漫长的严冬中，陈佳洱随技术物理系迁往陕西汉中北大分校，它远离城市，紧依秦岭，交通极为不便。在这里，身体本来就瘦弱的陈佳洱不再搞科研、教书，而是要接受体力劳动的“再教育”，垒护坡、养猪和修铁路，甚至扛100多斤的水泥。离开北京之前，陈佳洱卖掉了所有关于加速器的书，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用那些书了。

    1972年，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过问下，国内基础研究逐步恢复。当时技术物理系虽以核科学为方向，但还没有可用的加速器。因为科学而获罪的陈佳洱，再次因科学而回归到加速器的研究事业，他建议研制螺旋波导直线加速器和4.5MV静电加速器。

    螺旋波导直线加速器是当时西德法兰克福大学刚提出的一种新型直线加速器，它利用简单的螺旋线谐振腔加速离子，具有体积小、结构简单、适合学校发展的优点。

    陈佳洱率领研制组从螺旋线绕制、高频测试到稳定运行，硬是在当地艰难的条件下，研制出当时国际上尚无经验的新型加速器，并结合束流群聚理论建成了一台螺旋波导聚束器。陈佳洱将它安装在北京师范大学的400kV高压倍加器之后，只用8.4W的射频功率，就高效地将350keV的连续氘束，群聚为1纳秒的脉冲束，实验结果与他的聚束理论预计完全一致。

    陈佳洱终于等到了科学界的春天。

    陈佳洱从汉中返回北京，是在1978年举行全国科学大会前夕。钱三强点名让陈佳洱回北京，参与制定低能核物理加速器研究的规划。1979年，北京大学汉中分校撤销，技术物理系回到阔别十年的北京。

    为了把失去的十年补回来，陈佳洱把目光放到了射频超导加速器上。1964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建立了第一台原型射频超导电子直线加速器。尽管早期它的加速电场强度低，运行稳定性差，但陈佳洱看到的，却是大幅降低微波功率、提高加速粒子束的平均流强与束流品质后的发展远景。

    1982年，机会终于来临。在杨振宁先生的安排下，陈佳洱去往美国，访问正在建造超导重离子直线加速器的纽约石溪大学。

    陈佳洱在石溪大学把他对束流脉冲化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拓展应用到加速器的聚束器、高能后切割器、后聚束器及各个束流输运元件组成的系统中去，成功地将64MeV的碳离子压缩到100皮秒，达到当时国际先进水平。他还为加速器的用户编制了一套软件，可根据用户对加速离子的种类、能量等性能要求，通过计算机自动操控，运行方便、精确、可靠，这在当时是一种十分先进的加速器运行模式，石溪同事们高兴地称之为“陈氏模式”。 

    从美国回来以后，依靠与海外同行的合作交流，陈佳洱的团队在短短几年里创建了第一台射频效率达到国际前列的整体分离环型RFQ（射频四极场）重离子直线加速器、研制出我国第一只射频超导加速腔，并在牛津大学赠送的2X6 MV串列加速器的基础上建立了第一台面向用户的碳-14超高灵敏度质谱计，为后来的国家重大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做出了重要贡献。

    2008年7月，当物理评论快报（Physics Review Letters）期刊在北京举办创刊50周年庆祝会时，陈佳洱与25年前石溪大学物理系的同事、该期刊的总主编斯普拉尔斯教授重逢了。斯普拉尔斯教授非常激动，说出的第一句话就是“‘陈氏模式’现在仍在石溪运行着”！

    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一项技术能25年不被时代抛弃，这大概是对于一位科学家最有力的褒奖。

    一辈子都离不开的地方

    钱锺书曾说，只有中国才肯给科学家大官做。陈佳洱不巧正是做了大官的大科学家，他是一位物理学家，科学院院士，他曾是北京大学的校长，他也曾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主任。

    1996年8月，陈佳洱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全面主持教学、科研与对外交流工作。从此，“985计划”、百年校庆、合并北医……这些上世纪90年代对于北大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注定要与一个名字紧紧相联——陈佳洱。

    “振兴学科，先要把人心振奋起来。”百年校庆，让陈佳洱感到机会来了，为了借此振兴北大士气，他三请江泽民。

    1998年，校庆前几天，总书记来到北大，见到陈佳洱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来给北大暖寿来的！

    百年校庆让这所历史悠久的大学，再次大放异彩。也正是这一次校庆，北大正式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

    “我说要对得起‘北京大学’这四个字。至少在我这一任上，能够朝着与北京大学地位相适应的方向有所发展。”陈佳洱一直以自己的方向，执着地带着北大前行。

    校庆一结束，陈佳洱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利用这样的机遇，与清华联手建造世界一流大学。他找到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王大中，两人一拍即合，签订携手共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协议——包括学分互认、教授互聘、资源共享、后勤共建等在内的八条协议，并在此基础上向中央上报在中国实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计划”的建议书，这就是后来“985工程”的雏形。

    更进一步，陈佳洱促成了北大与北京医科大学的合并。这种合并是在着眼于学科交叉的基础上做出的决定。陈佳洱在任北大校长时，还做出了理科生上语文课、文科生上计算机课的决定，他希望通过这样的努力，使北大的学生具有更高的人文和科学文化素质，能为国家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做更大的贡献。

    陈佳洱当校长时，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北大无小事。他说自己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走上北大校长这个岗位的，但是，当年在北大全校数百名教职工的校长推荐名单上，陈佳洱排名第一。

    他虔诚地走进这片圣地，兢兢业业地接下了担子，也踏踏实实地挑起了责任。

    系主任、副校长、乃至校长，他人眼中的光辉岁月，陈佳洱却十分淡然。面对北大，他的态度始终谦虚而诚恳，“我当北大校长是机遇使然，是历史让我肩负的一种责任，并不是我本身有多大能耐”。

    “如果说我作为校长有什么体会的话，我觉得北大的教师、学生应该说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教师、最优秀的学生之一。这也是我作为北大人最值得骄傲的地方。”陈佳洱说。

    他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多年前，克林顿来访北大的时候，一个女生的精彩提问。当时克林顿引用胡适的话说明自由的价值，北大的女生是如何掷地有声地回应：“我也引用我们蔡元培校长讲的‘大道相行，而不相悖，万物相育，而不相害’，个人的自由和利益与国家的自由和利益是一致的，总统先生，我认为只有尊重别人自由的人才是真正懂得什么是自由，你认为对不对？”

    现在虽然已经卸任校长一职，他依然会不时打电话给老朋友、曾任北大党委副书记的岳素兰，问一问北大的情况，这仿佛已经是一种无法割舍的情结与牵挂——“这是我一辈子都离不开的地方”。

    我是书生一个

    “小时候我印象最深的书是《伟人孙中山》。书里说，孙中山小时候问母亲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母亲的回答，人生就像梦一场，不小心就溜走了”。

    人生如梦，而陈佳洱将一生都用于对真理不遗余力的追求。“说老实话我是书生一个，我最愿意做的是教书和研究”。

    在学术和工作上，他一丝不苟，有着一位理工科科学家一贯的严谨作风；而在生活中，他儒雅谦和，将中国文士的传统美德充分演绎。

    他是出了名的认真。陈佳洱一再告诫做学术研究，不能浮夸，不能急功近利，不能片面追求文章，更不唯期刊名气论英雄。他以日本为例解释说，日本接连拿了好几个诺贝尔奖，原因在于日本不讲表面的量化而讲实在的贡献。日本科学家小林诚是陈佳洱的朋友，他发表文章的期刊，影响因子只有1，但所做的工作对粒子物理发展却有重大贡献，拿下了200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他总是说，“科学事物必须不断研究，认真实验，得寸进尺地深入、扩展，通过韧性的战斗，才有可能取得光辉的成就”。

    即使年逾古稀，陈佳洱依然探索着学科前沿的新生长点。他注意到强激光驱动的粒子加速，可产生比现有加速结构高千倍的加速电场，可能引发加速器的新一轮革命，就全力鼓励他原来的博士生颜学庆教授等对其进行深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