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宋伟涛 董少校

    2014年春节，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郭德茂寄给自己老师的新年贺卡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他感到很奇怪，因为先生一直是有信必回，“每年寄给先生的贺年卡，他都会用一根细绳穿起来，挂在书房的墙上”。

    此番情意，只能留作缅怀。2月8日凌晨，著名文史专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运熙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他所挚爱的研究，离开了他所牵挂的学生。

    很多年轻的学子尤其是中文系的学生，或许不知道王运熙是谁，但大都读过他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这本书以及他的一系列文论研究著作，影响深远，是奠定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基础、开启无数法门的典范之作，几代学人都是读他的论著成长起来的。

    在20日举行的追悼会上，来自祖国各地的学者、学子向这位坚守学术研究70年的学者表达了最后的敬意。在复旦大学校园里，悬挂起学生亲手所折的一只只千纸鹤。

    鹤兮归去，清风犹舞。

    少年成名，白首未改初衷

    王运熙1926年出生在江苏省金山县（今为上海市金山区）的一个小镇上，家住杭州湾附近，因此常常听到海湾中潮起潮落的声音，他的书斋“望海楼”也由此得名，用他的话说就是“身居闹市，也见不到海，聊以寄托怀旧之情而已”。在父亲的引导下，他从小就爱好古典文学，熟读经、史、文重要典籍。

    后来，王运熙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20世纪50年代，复旦中文系的师资队伍实力雄厚，聚集了以“十大教授”为代表的一批杰出学者。而在“十大教授”中，有6位集中在古典文学领域，除原有陈子展、赵景深、蒋天枢诸位外，还有经院系调整来的郭绍虞、朱东润、刘大杰。

    王运熙在中文系耳濡目染，沉淀积累，毕业后成为陈子展的助手。陈子展治学兼通新旧文学，目光宽广，思路开阔。他在和王运熙谈话时，滔滔不绝，上起先秦汉魏，下逮现代的一些学者和作家。正是在这样一种名师云集、学术氛围浓厚的情形下，王运熙走上了他的治学之路。他的学生总结王运熙一生的学术道路为“三个时期，两次转向”。

    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中期，他主要致力于汉魏六朝研究，重点在乐府诗。他的论文结集成《六朝乐府与民歌》一书，当时他还不到30岁。

    对汉魏六朝文学深有研究的余冠英看到《六朝乐府与民歌》书稿后，非常赞赏，并评价为“有系统地研究六朝乐府‘吴声歌曲’、‘西曲歌’的第一部著作”。

    20世纪50年代中期，王运熙的研究转向唐代文学研究。

    在当时唐代文学研究领域，诸如陈寅恪、萧涤非、任半塘、林庚、刘大杰等大家尚在，治学各有特点。王运熙在群星璀璨的时候，敢发前人之所未发。31岁那年，他在《光明日报》副刊《文学遗产》上发表《试论唐传奇与古文运动的关系》一文，就唐传奇与古文运动的关系与郑振铎、陈寅恪商榷。王运熙认为唐传奇并非是古文运动的产物，而是与汉魏六朝的小说、杂传类作品一脉相承，同时受到当时俗文学的影响，古文家也并未借助传奇来推动古文运动。

    这样的结论在当年引起一些争议，以致引起中文系内一位崇敬陈寅恪的老师的不满，但王运熙仍然坚持己见。半个多世纪后，很多学者认为王运熙的结论更为真实可信。

    上世纪60年代前期，王运熙因为参与到刘大杰主持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编写工作，学术研究转向古代文论领域。

    为了加强学科研究力量，1978年王运熙开始组建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已离开复旦的黄霖被召了回来，现为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的黄霖告诉记者：“他对每个人都很好，我并不是所谓的‘嫡系部队’，也不是他带出来的学生，但是他对我的关爱培养是我永生难忘的，我两个大恩师就是章培恒和王运熙两位先生。”

    从1978年到1996年退休，王运熙主持的语言文学所集中了多位学科带头人，下设6个研究室，取得了很多学术成果，成为学术研究的重镇。语文所成立以后，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完成三卷本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编写。

    “文革”前，《中国文学批评史》只出版了王运熙编写的上册，刘大杰在“文革”中去世，后续任务就落到了王运熙肩上，王运熙大胆启用青年学者，让黄霖负责小说、戏曲部分，最后由他来审稿。

    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出版后，获得国家教材一等奖，成为全国高校文学批评史学科必读书目。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遗产》原主编徐公持将由王运熙主编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列为“学科成熟的标志性成果”之一。“该书第一册的编写工作，正处于‘极左’风气之中，王先生仍能坚持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保存了一个读书人的本色。”唐代文学研究名家陈尚君认为。

    1983年到1996年，王运熙又在原有基础上与顾易生共同主编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七卷本），历时十余年，对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的研究更具系统性和完整性，把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高度。

    王运熙一生专注于学问，甘于淡泊，白首未改此心。他曾经说：“上海的大闸蟹很好吃，但不吃也无所谓；但不让我看书写书，那就一天也受不了。”虽是玩笑，却道出了他虽在陋巷却不改其乐的心境。

    学有所专，不做三脚猫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运熙的学生吴兆路到现在还记得自己在求学时，王运熙曾写了一幅字送给他，内容是韩愈《劝学解》中的一句话——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他当时可能感觉到我乐于交游，没有专心读书，因此写这幅字让我自警，先生的深意起到当头棒喝的作用”。

    王运熙在和学生交流时，常常告诫他们应有所专心，不要做三脚猫。他经常跟学生提到的例子是——

    “1947、1948年间，物价飞涨，我曾经在私立勖进补习学校兼教一点语文课，所得不菲，陈子展知道后，竭力阻止我去兼课，让我有较充裕的时间认真读书，他认为出去代课，经济上暂时富裕了，而学术上则会长期贫乏。”

    “种树类培佳子弟，拥书权拜小诸侯”，这是悬挂在王运熙客厅中的一副对联，写出了他对于育人、读书、做人的自我期许。

    复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认为，复旦中文系的治学传统能够薪尽火传，绵延而不坠，实有赖于王运熙等老一辈学人的坚守。

    教导学生时，王运熙十分重视宽视野，厚基础，强调文史结合。他跟学生提到，系统地阅读有关史书，对文学研究益处很大。“我研究乐府诗时，读了《晋书》、《宋书》、《南史》等史籍后，发现不少记载表明六朝贵族喜欢听吴声、西曲这类通俗乐曲，爱用谐音双关的隐语进行酬对和嘲谑，这为我理解吴声、西曲打开了一扇大门。”

    王运熙常对学生讲三句话：“学习古代文论一定要学好古代文学”、“打通文史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一部很有用的书”。

    他曾说：“我问学之初，曾跟随蒋天枢学习《总目提要》，体会古今学术的变化和学术评价的原则。”他认为自己在《总目提要》中得到的学术启发，比任何一位老师都要多，而他平生学术力求持论平允，也深受《总目提要》的影响。

    王运熙重视学生的治学根底，忌讳空谈理论，他的第一名博士生曹旭仍然记得，在招收他之前，王运熙曾在三个不同场合问过他同样的问题：“文艺理论喜欢不喜欢，擅长不擅长？”曹旭回答：“喜欢却不擅长。”又问：“古代文学作品喜欢不喜欢，能不能背诵？”曹旭回答：“喜欢能背诵。”现在看来，曹旭认为，这反映出王先生反对空讲理论，他担心学生用文艺理论来套古代文学研究，从概念到概念，这和他的治学路子是不一样的。

    王运熙对学生的学业要求很严格。一位学生回忆，在王运熙上课时，他与邻座的同学窃窃私语，被王运熙发现，于是立即问他：“‘所向无空阔’是什么意思”，“当时全场肃然，我亦忐忑，‘口噤闭而不言’。”先生不怒而威的样子让这位学生记忆犹新。

    对于学生晚辈，王运熙平时并没有太多感情流露，然而发自于内心的鼓励和关爱，却让很多人为之动容。

    在王运熙晚年，有一次黄霖去看望他，当时他已经不能说话。黄霖当时由于忙于工作，身体消瘦。临走之时，口不能言的王运熙突然很大声地喊出：“黄霖！你要好好休息！”让所有在场的人为之一惊。提到此处，已愈古稀之年的黄霖眼睛湿润了。

    求实即创新

    王运熙赠给学生吴承学一本《文心雕龙探索》，他在书的扉页题写“治学自警语”道：“全面观照，准确把握。正本清源，探明原貌。” 

    他的治学亦如此，不求新、不求奇、不媚俗、不趋时，从文献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做最平实的学问。他说：“作家以生活为创作源泉，学者应该在读书中发现问题，绝不应该有了题目再去找资料。”

    在研究《文心雕龙》时，王运熙的结论与北方一些学者，如中华书局的周振甫，山东大学的陆侃如、牟世金，西北师范大学的郭晋稀等几位先生的观点并不相同，在当时引起了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