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运熙认为《文心雕龙》是一部指导写作的书，并不是一部系统的文学理论著作和美学著作。他以原著文本为研究的出发点，努力把握刘勰整个文学思想体系，避免先入为主，用现代文学理论去套。因此得出的结论得到了许多研究者的认同，逐渐被大家接受并信服。

    “王运熙先生做学问有独到的见解却不故作高深，从不说过头话，都是结合实际来讲，这种做法让人十分敬佩。”国家图书馆原馆长、文心雕龙学会会长詹福瑞告诉记者。

    王运熙常为学生讲起近代以来的学术流派，信古、疑古、释古三派中，他将自己定位为释古——既不盲目信古，也不一味疑古，而是在广泛占有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准确地分析、鉴定，恰切地评述、印证，最后得出平实、适中的结论。

    “创新”在王运熙那里具有不同的含义——求实即是创新。他认为古典文学研究面对的是浩繁的历史材料，人们在面对这些材料时难免众说纷纭，其中便会夹杂很多误解，而研究如果能够收集、整理、分析材料，还原历史本来面目，消除误解，这就是学术创新。

    复旦大学教授、王运熙的弟子杨明告诉记者，王运熙一生孜孜不倦，只为求真求实。刘勰的《文心雕龙》中“风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如何理解众说纷纭。在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前期，曾有过热烈的讨论，流行的学说认为“风骨”代表“文章的内容”、“纯洁的思想”、“合乎道德规范的情感和意志”等。

    王运熙对材料进行穷尽性的搜集，然后条分缕析，最后得出结论：刘勰所谓风骨，是指作品的艺术风貌、表现效果而言，不是就思想内容的高下邪正而言。

    与此相承，王运熙也澄清了当时对建安风骨的误解。很多学者认为，建安风骨主要是指那些表现社会动乱、人民苦难的诗歌的思想内容。王运熙则认为，南朝人所说的建安风骨只是指建安诗文爽朗刚健的风貌。

    杨明告诉记者：“王先生的这一论断，今天看来也许不觉得有何奇警之处，但若置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之下，就显示出令人瞩目的光辉。当时人们甚至一提到形式问题，就担心会犯形式主义的错误。那么很自然地，讨论‘风骨’含义时，就指向了思想的纯正等，而不愿相信刘勰所论只限于艺术风貌。王先生当年提出自己的观点，几乎是孤军奋战。”

    王运熙做学问的奇特之处，就在于不求奇特而奇特自见。中山大学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吴承学告诉记者：“先生的文章就像一块宝玉，经得起时间的淘洗，越磨越有光辉。初次读王先生的文章，你可能会觉得过于平淡无奇。若干年后再读，你会发现，有些人的观点当时看似奇特，后来却站不住脚，而王先生的观点却显得准确而精当，经得起推敲。这种学术生命力令人称奇。”

    王运熙服膺《礼记·中庸》中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和《史记·五帝本纪赞》的“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将其作为治学的座右铭。王运熙的治学正是对这两句话的最好注解。

    “不作惊人之语，无剑拔弩张之势。但他很了不起，了不起就在于忠于学术，坚守学者的良心。”杨明对王运熙的治学品行推崇有加。

    淡泊一生，温润如玉

    在学生的眼中，王运熙外貌清癯，衣着简朴，常穿一身布制的中山装或中装，平时不苟言笑，在高兴的时候也只是浅浅一笑。恰如他所研究的《文心雕龙》中的风骨内涵——风清骨峻，得其精神。

    王运熙的儿子王宏图回忆道：“父亲对我最大的影响是对物质上没有太多的要求，让我知进退，懂放弃。”据王宏图回忆，王运熙也喜欢写一些新式小说，在刊物上发表过几篇。在现代作家中，他尤为喜欢沈从文，沈从文那种恬淡安静的笔触正是他所向往的。

    王运熙的学术成果不断涌现，地位也不断提高，“虽然如此，先生却一直很低调，对名利看得很淡，生活极为简朴。”杨明告诉记者。

    直到去世，王运熙一直居住在上海火车站附近的一套48平方米的旧房子中，从1978年至今，已有四十余年，每天都能听到火车进出的轰鸣声。吴承学清楚地记得——

    随着上海的飞速发展，王先生的家越来越显得陈旧。多少年来，先生家中的用品没有多少变化，衣服鞋帽穿了多年仍在穿，饮食也非常简单。前几年我到王先生家，他一定要留我吃饭。晚餐是师母做的，每人一碗速冻水饺，吃得很开心。

    虽在斗室，王运熙却甘之若饴。学生们常常到老师家中上课，因其视网膜衰退，视力减弱，学生便把文章心得念给他听。他再根据内容提出自己的意见，他从不对学生说“你错了”，而是轻轻地说：“我觉得这问题是这样理解的。”对学生，绝无呵斥之语，偶有批评也非常委婉。

    正是在这间斗室，走出了我国文学学科第一位长江学者吴承学，也培养出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一批中坚力量，其中很多已然成名成家。

    “先生并不是甘于寂寞和清贫，而是不知寂寞为何物。对他而言，学术就是乐地，沉浸其中就是最大快乐，所以从不感到什么寂寞和清贫。”吴承学说出了他的看法。

    王运熙极为淡泊，对名利并不在意，也从未主动争取过什么。有一件事让他的学生曹旭记忆犹新。

    1996年夏天，两人去黄山开会，当时与会者乘坐两辆旧中巴车，曹旭与王运熙并排坐在后面一辆车上，因天气炎热，车窗尽开，前车所带起的尘土滚滚涌进，曹旭愤然说道：“要是我开车，我一定要超到前面，让前面那辆车吃我的灰。”王运熙轻描淡写地说：“你超到过这辆车，再前面还有车。”整车的人都笑了，只有王运熙没有笑。

    王运熙极有修养，为人宽厚谦和，极少有激动的时候。复旦大学教授陈尚君对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件事——

    1990年在南京开会，南京大学举办本校前辈学术成果展，不小心把王运熙与本校顾易生、徐鹏合作署名“王易鹏”的《古代诗歌选》四册，当成南大王易的著作。有人问及，先生不以为忤，不假思索地回答：“是不是里面插图是他们画的？”

    王运熙年轻的时候就患有眼疾，视力衰退。20多岁时，晚上读书就很困难。他常感叹：“如果我的眼睛正常，研究工作能做得更多一些，更好一些，但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只能徒自惋叹而已。”然而在学生们的眼中，他却是一个读书不辍的人，他伏案苦读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

    晚年的王运熙曾对学生说，自己这一生主要在书斋中度过，没有经历大的波澜，没有多少可写。

    王运熙是在凌晨离世的，一如往常一般平静。“生如夏花之绚烂，死若秋叶之静美”，恰可比拟。

    平实治学 平和为人

    ■黄霖

    先生离去的噩耗传来，令人悲痛万分！从大学四年级时听先生讲授杜诗以来，已有50多年了。这半个多世纪来的多少事在我脑海里翻腾，这几天真是心乱如麻，但先生特有的立身风骨与治学风范在我心中越来越清晰：他平实治学，以真识传人；他平和为人，见一团正气，是一个真正的学者。

    王先生的著作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研究界都起了重大的影响，为郭绍虞、朱东润等先生开拓的复旦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承前启后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综观王先生的这些论著，无一不是从事实出发，从材料中得出结论，而不是先有结论，以论凑史。王先生曾自称是“释古”派，研究要努力做到“对重要原著注意反复钻研,做到融会贯通”，“注意广泛全面地发掘并掌握有关史料,开扩视野以期对原著获得确切深入的了解”等，实际上就是强调了一个字：“实”，即尊重事实，实事求是，其宗旨是“求真”。在这基础上，他的研究成果就达到了文学批评与研究的最高境界：“平”。他的研究成果不故弄玄虚，不哗众取宠，“论议正平”，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比如，对于严羽的诗论,过去一些论者多片面强调他的“兴趣”说，认为严羽推崇王维一派的隐逸诗。王先生用事实证明严羽本人的“性格与作风相当豪迈”，其诗作“风格的主导倾向是豪放雄壮”，提倡“兴趣”只是为了反对江西诗派偏于说理而忽略了诗歌的抒情性、形象性，实际上他不看重王维，在《沦浪诗话》中没有一处提及王维，相反他推崇的是李、杜一类雄浑的诗风。他的论文就是在“实”的基础上得以“平”，显得“正”。

    王先生为追求“议论正平”，就难免与一些或偏或狭、不平不正的观点产生矛盾，不得不或婉或直地提出批评，向一些权威、名家如陈衍、梁启超、郑振铎、陈寅恪、陆侃如、郭绍虞、萧涤非、周振甫等提出挑战。当然，这种挑战完全是以事实为基础，用平视的眼光、善意的态度，和风细雨式地进行的，从另一个角度显示了王先生“平实治学”的风范。比如，王先生的《相和歌、清商三调、清商曲》一文，就是辩驳由梁启超提出，后经陆侃如、曹道衡等著名学者生发的一种观点而写成的论文。事实证明，王先生的观点是站得住脚的。在这些商榷讨论的文章中，没有一句剑拔弩张的话，没有一丝挖苦嘲弄的味儿，只是让人从“平实”中见到了它们的学术分量。

    假如说王先生的治学风范是以“平实”为特点的话，那么他的为人可以用“平和”两字来概括，这两者是相互辉映的。他宅心仁厚，待人温和，从容淡定，处事公平。早年，我作为一个大学生，与他的距离还较远，感受不深。1978年，我在社会上晃荡了十年之后，被王先生与章培恒先生召回复旦，在王先生任所长的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工作。这时起，他不但是我的直接导师，也是我的顶头上司，接触就多，感受也深。几十年来，我从未见他对人疾言厉色，也从未听到他在背后指责过任何人。遇到问题，总是耐心地听人讲完，平静地作出决定。在我们研究所，他不分亲疏，不论长幼，不偏袒、不偏信，都一视同仁，公平待人。正因为他摆得“平”，所以团队从来就特别地“和”，我们就对他格外尊敬。就我个人来说，回复旦时，我在研究室里年龄最小，也不是他的研究生。时下有一种流俗的看法，不是直接带过的研究生，似乎就不是真正的学生，这种莫名其妙的疆界常常会把队伍搞得四分五裂。王先生则不受这种俗见的影响，对我像他人一样关爱与栽培。我到所里，他就在业务上给我压重担，让我编写原由章培恒先生承担的教育部指定教材《中国文学批评史》（三卷本）中的全部小说文字，促使我走上了治学的正途。后来在他与顾易生先生主编的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中，又让我独立承担“近代卷”的编写工作。此书出版后，正值教育部第一次举行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的评选，他没有报自己亲自撰写的“魏晋南北朝卷”及顾先生参与撰写的“先秦两汉卷”，而是指定我这个后生小子申报，结果使我的“近代卷”得了奖。就这样，他一步一步地引导我前进。如今，我在学业上的点滴成绩，都离不开他的指导与支持。在生活上，他与师母也对我无微不至地关怀。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前年我去日本两个月回来，不知怎的，一下子消瘦了5公斤，去医院看他时，先生虽然神志清楚，却已不能大声说话了。那天，师母与王先生的大公子宏图教授及董乃斌先生都在座，大家谈了好久，先生则一直认真地听着，未能开一句口，到我们告辞刚走出房门时，突然听他大叫一声：“黄霖！”我们都吃了一惊，急忙回去，走近他的床头，他竟然清晰地迸出了一句：“你要好好休息！”这是他生命中最后一句清晰的话，一时间我热泪直涌。想不到先生在生命的最后，还是这样地在关爱学生！先生对我是如此，对其他学生、同事与朋友都是这样以真爱待人，所以他永远令人感到平和与亲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