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留住人，并非取决于某个人包括地方首长的意图和作为，而取决于该地方的整体环境，主要是制度环境。 

    ■顾骏

    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贵州大学校长郑强针对西部“人才饥渴”，但又吸引不来高端人才的现状，发出感慨：“在教育部和贵州省支持下，贵州大学开出了每引进一名长江学者，给予120万元年津贴，一名院士给予180万元的优厚条件，还提供科研平台和经费，但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都没有一个人报名。”

    郑强提出，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滞后是吸引不了人才的一个重要原因，希望“国家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鼓励引导人才到西部干事创业，特别是加大对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投入，同时，西部地区也要为人才创造更多的平台和机会，采取事业留人等办法把引来的高端人才留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才流动和分布发生巨大变化，本来沿海发达地区人才储备就较内陆地区雄厚。随着不同地区发展差距的拉大，内陆人才进一步向沿海流动，导致西部地区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匮乏。这样的状况不仅出现在贵州，在内陆其他省份也不同程度存在。

    就事论事，国家投入不足或者高等教育发展不足确是主因。否则，李克强总理也不会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要再增长10%以上，使更多农家子弟有升学机会”。地区间的不平衡也确实需要中央政府采取特别政策。问题在于，靠国家政策能在多大程度上提高内陆地区的吸引力？“一名长江学者给予120万元年津贴，一名院士给予180万元”，要说力度也不算小，真正让高端人才不愿或不敢来的，应该还是“机会成本”太高。

    近年来，全国人才向沿海地区尤其是两个特大型城市——北京和上海集中的趋势十分明显，其中就有国家政策原因。城市功能不断拓展、资源高度积聚，导致大量机会向这两个城市转移。在高端人才的名义收入上，内陆地区可以向沿海地区靠近，但就各种机会而言，就难以看齐了——光是一年到头发达地区召开的学术论坛，其开支内陆地区财政就难以支撑。郑强代表谈到加强高等教育的重要性，其中包含的就有整体环境改善、机会增加这些实质性的突破。

    不过，靠国家加大倾斜力度虽然有助于改善内陆地区状态，但除非像过去成建制地搬迁高校，否则真没办法短时间里解决这个问题。更何况，“庙搬成了，也不一定能留住和尚”，越是高端人才越是需要更大的自主空间。一个地方如果权力运作盛行，关系网络绵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消耗在“东拉西扯”之上，恐怕就不是高端人才来不来，或者来了能否发挥得了作用的问题，而是一段时间之后，会不会被消磨得不成其为高端人才的问题了。

    郑强代表提出中西部地区要用“事业留人”，话虽不错，但多年经验证明，笼而统之地谈“事业留人”，最后总是难以奏效。因为能不能留住人，并非取决于某个人包括地方首长的意图和作为，而取决于该地方的整体环境，主要是制度环境。今日中国尤其是不那么能吸引人才的地方，几乎每个人都能察觉体制压制人才发挥作用的现实状况，最后只能停留在“国家政策支持力度加大”和“地方也要有所改进”的泛泛之论层面，动弹不得。

    制度强于个人，在高端人才引进方面，要比其他任何方面表现得都更加明显，也更加让人无奈。习近平总书记最近谈到中国改革走到现在，容易的部分都已改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骨头，深入改革只能依靠“倒逼”来推进，就是这个道理。如果说，内陆地区对高端人才特别饥渴，那这种饥渴是否能够带来对于制度环境改善的“倒逼”呢？大家期待着。（作者系上海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