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高教社用自己编辑出版的理工科教科书，谱写了一段历史。

　　现在，高教社正用“网络+屏幕”的新形态理工科教材，引领教改新潮流。

　　2014年，高等教育出版社迎来第60个生日。

    作为新中国最早设立的专业教育出版机构，60年来，高等教育出版社始终坚持“植根教育、弘扬学术、繁荣文化、服务社会”的办社理念，历经磨难，砥砺前行，伴随着新中国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壮大，经过60年的奋斗，高教社已经发展成为以出版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成人及社会教育等教育类、专业类、学术类出版物为主，产品形态囊括图书、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网络出版物及期刊的综合性大型出版社，为我国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为出版文化事业的繁荣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高教社在出版物质量，出版规模，市场占有率，产品数字化、国际化以及综合实力等方面都处于中国出版行业领先地位，在中国单体出版社竞争力排名中位列前茅，并成为唯～入围全球出版50强的中国单体出版机构。高教社年出版各类出版物近万种，图书销售码洋近30亿元，图书销售册数逾1亿册，16个语种版本的多种国际型产品营销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中国版权输出领先的出版社，也是国内唯～获得“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创意金奖～～～单位奖”的出版机构。作为中国教育出版的国家队和主力军，高教社担当重任、不辱使命。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高教社始终坚持企业属性、教育属性、文化属性相统～，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重，将体制改革与业务转型、机制创新、实现科学和可持续发展紧密结合，在做强做大出版主业的同时，积极迎接数字化浪潮，迎难而上，勇立潮头，创新前行。

    60年风雨路，拼搏铸辉煌。高教社全体员工将继续坚持改革创新、团结奉献、追求卓越的企业精神，不断打造与时俱进的优秀精品力作，为科教兴国战略的顺利实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再建新功。

    泛黄的书页是每一个书架的珍藏

    高等教育出版社成立于1954年。那时候新中国也仅仅成立5年。诸业初起，百废待兴。为了解决高等学校的教材荒问题，成立之初的高教社开始受命翻译出版苏联教材。

    虽然是翻译现有教材，但由于要面对全国的高等学校，从基础课到专业课，涉及的学科专业领域极广，而且每部教材都要一一审定，所以工作量非常巨大。出版社是刚成立的；人是各处调来、借来的；要求是“课前到书，人手一册”……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高教社在那个时期出版了一批翻译教材：斯米尔诺夫的《高等数学教程》，朗道、栗弗席兹的《统计物理学》，齐齐巴宾的《有机化学基本原理》，科梁亚可和克列门希坦的《机械原理》……保质保量，字斟句酌，成为了影响一个时代的经典。

    今天，这些书在书店里，已经不可能再找到了，但是在名师、教授们的书架上，它们从未退场。那些今天已经成为导师的导师，成了院士，被视为本领域权威级的学者们，在经历一次次搬家、出国讲学、合校、办公室搬迁之后，很多书籍、资料都无从保留，而这些翻译的教材，尽管书页已泛黄，纸张也变脆，却始终静静矗立在他们的书架上，被小心翼翼，珍重收藏。

    锻炼经典——地下室招待所是每一缕白发的记忆

    每当一群温文尔雅、须发苍白的老学者们聚到一起，就会你一言我一语地回忆起一个地方：位于高教社北京沙滩旧址的地下室招待所。

    “那时候住在我隔壁的是张先生，每天晚上我们就到故宫筒子河边散步……”

    “有一次看见食堂的小黑板上写着‘片儿汤’，我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敢情就是……”

    “我也记得，去晚了，就只有5分钱的菜……”

    条件虽然简陋，伙食也谈不上好，但没有伤感，没有抱怨，每个人都欢声畅谈，气氛十分温暖、踊跃。那是他们共同的记忆。

    从1960年开始，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指导下，教材编审委员会成立。高教社组织编写出版了一批我国自编的优秀大学教材。一批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来到了高教社，住进了地下室招待所，开会，谈论，写稿，改稿，审稿。高教社成了他们在北京的家。高教社一代代的编辑，成了他们不隶属于同一单位的“同事”，可以促膝谈心的朋友，以及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以至于多年之后，他们的名字在业界已经是如雷贯耳，他们编著的教材也早已风行大江南北，来北京出差开会早已成家常便饭，而一旦说起北京，他们最亲切最熟悉最挂怀的不是王府井、故宫、颐和园，也不是北大、清华，而是沙滩后街55号，一个不大的院子。

    这个时期，高教社出版了樊映川的《高等数学讲义》，陈荩民的《高等数学》，关肇直、赵访熊的《高等数学》，程守洙、江之永的《普通物理学》，王竹溪的《热力学》，梁昆淼的《力学》、《数学物理方法》，徐光宪的《物质结构》，邢其毅的《有机化学》，吴光磊、丁石孙的《解析几何》以及西北工业大学机械原理与机械零件教研室编著的《机械原理》和《机械设计》等。

    其中，樊映川的《高等数学讲义》（第二版）（上、下册）自1964年首次出版，屹立49年不见褪色，至今仍是备受推崇的经典工科数学教材。“西工大”版《机械设计》自1960年问世，已经出版到第九版，与时俱进，历久弥新，是版次最高的一本教材。

    从1961年起，高教社承担了全国高等学校理科全部、工科的基础课和技术基础课、师范院校的全部自然科学、中专的工科基础课和基础技术课教材的编辑出版任务，出版了一大批质量高、影响广的教材，到1965年基本解决了教材“有无”和“课前到书”问题，为20世纪60年代我国高、中级科技人才的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

    老作者们回忆起当年岁月，不会抱怨物质上的艰难和清苦，而会用一半骄傲一半“吐槽”的口吻，回忆当年精神上和工作上的“压力山大”——每个和高教社合作过的作者，都深知难过高教社的“质量关”。主教材和配套参考书都要先由两名主审人初审后，提交“教指委”会议上匿名复审，宁缺毋滥。常常是同类好几套书稿中选出一套。“教指委”委员编写的教材被淘汰出局，而不知名的作者的书稿由于优秀而入选的事情也经常发生。有时甚至所有提名参选的教材全部落选，必须再次招标。有的约稿教材经过两三轮修改后，才能获得通过。复审后通过的教材，还要求作者根据修改意见认真修改后，再交主审人审核。对于修改次数较多的教材，还需要经过专家会议再次复审。如此九磨九炼的教材书稿，还要再经过高教社三审三校。责任编辑通读全稿，然后又要求作者来社亲自阅读校样。位于北京东城区沙滩后街55号院内高教社地下室招待所里，就这样诞生了一本本日后被奉为经典的高等学校教材。

    多年来，正是这样严格的质量关，使高教社的理工科教材在读者心目中有很高的声誉。理工科的老师们选书，高教社是必然的首选。正是因为知道在高教社出本书不容易，很多名家愿意把自己最好的作品投稿到高教社，把能在高教社出一本教材，视为自己职业生涯的一种至高荣誉。

    如今，傅献彩的《物理化学》已经出版第五版。秦曾煌的《电工学》已经推出第七版。康华光的《电子技术基础》出版到第六版。程守洙、江之永的《普通物理学》已经出版第六版。马文蔚的《物理学》第六版即将问世。被广大理工科师生亲切地称为“同济高数”，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同济大学数学系编写的《高等数学》即将迎来第七版。尚泛油墨香气的“西工大”《机械原理》的样书封面已赫然印上“第八版”字样……相当一部分高教社当年出版的理工科教材，还在不断修订，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成为每一位理工科教师讲台上的良伴，每一个理工科大学生书包里的必备。更多时候，它们以这样的方式，继续奉献、默默哺育着中国的高等学校教材建设事业——出现在众多新编教材的“参考文献”上。新生代的作者们，不约而同地用这样的方式感恩自己曾经学习过拜读过的优秀教材：永远铭记，致敬经典！

    改革创新是21世纪的风采

    世纪之交，很多高校的图书馆大厅里，悄然陈列了一批这样的新书：没见过的新颖开本，素雅清淡的花纹图案，从《线性代数》到《原子物理学》，从《结构力学》到《机械制图》，理科的书，封面是蓝色的；工科的书，封面是绿色的。全部统一风格，几百本书面目不同又整齐划一！

    上世纪90年代，原国家教委正式启动了“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项目。高教社承担了其中大部分教材和全部近百种代表国家级水平的“改革研究报告”的出版任务。

    1995年7月，赵凯华、罗蔚茵的《新概念物理教程》（力学卷）出版，正式拉开了“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出版的序幕。

    在这之前《新概念英语》早已家喻户晓。可“新概念物理”是什么？物理有什么“新概念”？物理学是一门古老而且成熟的基础学科。享有盛誉的英国物理学家开尔文勋爵早在20世纪初就宣称，物理学的大厦已经建成。100年后的中国人搞出的“新概念物理教程”能是怎么个“新”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