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蓉泉

    《培育职业教育中的人文精神》一文（《中国教育报》2014年5月19日，下简称“培文”）读后，感觉有些观点很好，可惜放错了地方；有的论点有积极意义，只是论证方式欠妥。中国社会素以人文渊薮自诩，但千百年来感性大于理性、缺乏包容胸怀的思维方式，导致以“已知”揣度“未知”，以“原则”代替“生活”，这成为时下哪儿哪儿都谈“以人为本”但处处缺乏人文情怀的思想根源。

    中国高职教育起步晚难题多，和普通高校“重理论轻实践”的痼疾相反，高职院校普遍存在“重技能轻人文”的偏向。但问题不等于问题的原因。高职院校“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不是其人文精神不足的原因，而是其逐步重视人文精神的新鲜平台和市场动力。综观时下一些研究者对高职教育探索中的批评，联系“培文”的观点表达方式，作几点分析。

    人文精神是“人性的”，因此要关注人的需要。“培文”认为职业技能培训“只传授给受教育者生存和发展的技能，解决人‘怎样活’的问题，而人文精神的培育才能解决人‘为何活’的问题。”这里有个看问题的立场和感情问题。大学扩招以来大学生“毕业即失业”问题逐年严峻，家长焦心、社会痛心、学生灰心问题十分突出，解决毕业生“就业难”和企业“招工难”并存的难题，是摆在政府和社会面前的大事情。如果已“衣食无忧”的教育工作者无视学生的生存难题和基本尊严，无视没有工作带来的人格扭曲和治安风险，轻松地把突出职教重点、解决当务之急说成是“唯经济功能和唯技能教育”，是“功利化倾向”，然后越过学生的基本生存需求抽象地谈论“为何活”、谈“全面发展”，这本身就违反了人文精神中关注人的基本需求和尊严的特质，学生和家长对这种“好心指点”也未必能领情。

    人文精神是“理性的”，因此要关注条件和效用。首先，理性的包容精神，需要在正视进步的同时分析不足。高职院校坚持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目标，把学习时间短、基础相对差的学生变成了就业优势大、薪资水平高的社会需要之才，以至于600所“升本”院校也将“转型”为应用型大学——如果能用心体察职业教育为调节人才结构需求带来的“社会进步”，能设身处地体验那些收入低、条件差的孩子顺利就业给工农家庭带来的“道德意义”，就不会轻易得出职业院校“把受教育者作为满足社会需要的手段和工具”、“一些职业学校变成了制造标准劳动力的‘机器’”这样的轻率结论。其次，理性的务实精神，需要在分析条件的情况下厘清职责。一个国家，就像一个家庭、一个单位一样，分工才能成事。如果把少数“985工程”和“211工程”大学作为我国高级人才、学术型人才、工程技术开发型人才的后备军，把一般本科院校作为中等人才、管理人才的主要培养摇篮，那么应用型大学、职业院校则要面向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主战场，把培养职业技术技能人才作为自己的工作重心。这就需要考虑人才培养的分工以及不同高校学制、学科、办学资源和培养目标等条件，就不宜“眉毛胡子一把抓”，把太大期望、太高目标压在短短三年必须掌握一门为社会服务本领的职业院校身上，就不会提出“职业教育不仅要把学生训练成职场中的‘利器’，还要注重其精神和人文素质的培养，这是最高的‘道’”等放之四海皆准，但根本无从落实的大道理。

    人文精神是“超越的”，因此要关注“落实手段”。“培文”中有很多十分正确的观点，如“关注受教育者的人文素养，培育其人文品性、塑造其健全人格，这决定了人文精神应成为职业教育中的重要一维”等。问题在于，这些原则性要求与国家对高层次人才、学术型和管理型人才的要求没有区别，无法实现“分类施教”。如果止步于“道”的层面坐而论道，技术技能人才的人文素养在大而化之的口号下，最终还是无法落实。在以技术技能培训为重点的职业院校，由于其教学形态、教学手段、师资结构和培养目标等的差异，人文素养的教育必须和职业教育的背景相衔接。今天的高职院校都已竖起了“文化育人”的大旗，笔者所在学校在经过了“校企深度合作、学做高度合一”快速发展阶段后，已经进入到“文化梯度育人”的新阶段——围绕技术技能需要开展职业素质教育，这是高职学生经过三年努力，应该也可能做到的帮助学生全面发展的“务实之举”。换一个视角，在比职业院校更“重视”人文教育、生源素质更好、学制也更长的一些本科院校乃至重点大学，目前还习惯于宏大叙事的思政和人文说教，学生接受的一些思政、人文教学之“毛”，缺乏像职业院校围绕生产过程、专业规范、师傅帮带之“皮”的附着平台，加上一些高校教师远离生动多样的经济社会实际，从书本到“感觉”讲述人文知识，使得很多很好的讲课内容变成“空气震荡”飘浮在校园空中。这些大学的学生经受人文素养教育的效果，未见得比职业院校好多少，再拿了这种只管理念不管“成效”、只讲道理不管“操作”的教育思路来教导职业教育，说服效果可想而知。

    （作者系杭州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