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符合我国国情的城镇化之路

首页 > 教育新闻 > 教育杂谈/2014-08-29 / 加入收藏 / 阅读 [打印]

    国务院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保证随迁子女平等受教育权利。CFP供图

    不能认为城镇化就是扩宽马路、增加居住人口。与城市配套的设施是需要建设的,但重点应是体制改革。

    ■厉以宁

    城镇化有两个问题需改革

    城镇化是一项深刻的改革,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建设问题,最主要的是改革城乡二元体制。城乡二元体制和城乡二元结构不是一回事。城乡二元结构自古就有,最明显的例子是电视剧《闯关东》。山东人到了东北,没有城乡户口限制,愿意住在城里就住在城里,愿意下农村就下农村,到处都可以搬家。这样,短短几十年的时间,东北城镇建设就初具规模了,东北的农地被大量开发出来了。城乡二元体制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始于1958年户口制度改革:城镇户口、农村户口一分为二,居民不能够自由流动,这样就形成了中国现在的状况。计划经济体制有两大支柱,一个支柱是国有企业体制,另一个支柱是城乡二元体制。这两个体制支撑着整个计划经济体制。城乡二元体制在改革开放以后没有改,只是略有松动;户口制度没有改,也是略有松动而已。比如,允许农民流动,可以进城打工,可以自主找工作等,但体制没有变化,所以形成了今天这种现象:农民进城打工30年了,还是农村户口,融入不了城市社会。因此,城镇化主要应考虑体制改革问题,不能认为城镇化就是扩宽马路、增加居住人口。与城市配套的设施是需要建设的,但重点应是体制改革。

    另一个问题是户口制度怎么改革。户口制度的改革实际上分成两种模式。一种模式叫积分制,这是上海首先创造的。上海是制造业的中心,可是上海制造业的工人都是从外地流到上海的农民,解放前上海就是这种情况。但与现在所不同的是,当时的民工进入上海工作后就变成了上海人,现在则没有变成上海人,他们还保留原来的户籍,妻子、孩子不能融入上海城市社会。现在上海一些大制造厂和很有名气的企业的骨干工人、技术工人,甚至班组长都是农民工。最近几年发生了变化,江苏、浙江一带在拼命发展工业,但缺乏熟练技工、骨干工人,就到上海去挖人。招聘方对在上海工作的技工们说:你上我们这儿来,保证给你马上解决老婆孩子和你本人的城市户口问题。这样,上海方面就紧张了,如果这批骨干工人、技工都流走了,上海制造业效率就会大大下降,所以上海市政府研究的结果是搞出了积分制。学历怎么计算、工龄怎么计算、在工厂的表现如何,都给农民工打分,分数够了,全家就可以转为上海户口了。这就把农民工的情绪稳定了,人心也安定下来了。所以,积分制这一经验在特大城市解决农民工问题是起了作用的。特大型城市,包括某些省会城市,都可以采取积分制。另外的人怎么办?要走就近城镇化的道路。

    城镇化过程中的就业问题

    城镇化过程中一定要解决城镇的就业问题,新社区同样有就业问题。怎么解决?我们应当对中国的就业问题有充分的认识。2008年发生国际金融危机,国内经济增长率一度下来了,当时有人担心农民工在城里没有工作了,又不愿意回去,该怎么办?我当时在西欧,西欧经济学家跟我座谈时问我:“在我们西欧发达国家,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都一样,只要每年有2%至3%的增长率我们就心满意足了,认为不会发生就业方面的危机。你们为什么非要9%不可,现在百分之六点几的增长率,全国为什么会惊慌?我们不懂。百分之六点几的增长率在我们看来很好,你们为什么不满足呢?”我当时跟他们讲,中国国情和你们不一样,你们的工业化已经200多年了,农村多余劳动力都释放完了,现在你们的农民有自己的家庭农场,有自己的农村住宅,交通很便利,而且农村家家都有小汽车,同城市的社会保障也都一样,农民现在不愿意进城,进城是他爷爷、曾祖父一辈的事情,所以你们没有从农村涌来的劳动力的压力。你们的人口增长率接近于零,每年新达到就业年龄的人数和退休职工人数是一样的,可以填补空缺。如果经济增长2%至3%,东欧和北非来的移民就可以就业了,社会也可以安定下来。而中国大量农村人口正在向城市转移,没有较高的增长率怎么会有那么多工作岗位?就业是靠新增的就业岗位来实现的,没有较高的经济增长哪来那么多新工作岗位?而且就业靠就业扩大,这就是经济学中的就业乘数原理。因为一批人就业后,就有了收入,他花掉收入别人就可以就业了;别人有了收入又花掉,更多人就业了,就业是一轮一轮扩大的。所以我们必须重视就业问题。

    对当前的中国来说,人力资源的结构非常重要,而人力资源结构的调整,首先依靠教育制度的调整。技术是不断创新的,比如现代农民工出来找工作,人们会问他们,你会电脑吗?20年前是不会问这样的问题的,现在会问,因为知识结构变了。现在好多地方还问农民工,你会简单的外语吗?20年前也没有人问这个问题,就看有没有体力。农民工会什么技术,现在问得很细。调查结果表明,目前中国人力资源的结构是有问题的。

    (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北京大学资深教授)

    (此文章是作者在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办的新型城镇化的教育战略与人才培养研究课题第二次学术研讨会上发言的部分内容,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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