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庭教育百出乃至缺位的背景下，学校有责任唤起父母对孩子的教育责任，并实现共治与“善治”。

    ■肖纲领

    围绕广西梧州副校长“暴力剪发”事件，起初的反对之声认为此举虽属善意，但罔顾孩子的尊严与情感，伤害学生心灵，是“赤裸裸的压制型教育”，并非人本管理。笔者曾在《中国教育报》撰文《从哪里伸出一只“暴力剪发”的手》指出这种教育管理并不恰当，黄副校长手伸得过长，干了不该直接管、不擅长管的事，也缺乏管理和关怀学生的平衡术，更暴露出教育管理边界的模糊问题。

    但这些反对意见并没能说服广大民众。近日一项调查显示，超七成网友支持该副校长的行为。支持者认为，“暴力剪发”是基于对孩子的关爱和价值观的塑造，是副校长责任感的凸显。这多少有点出人意料。

    难道超七成网友支持“暴力剪发”就代表此举合理吗？且不论网络投票可能存在“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倾向，即使数据真实有效，也值得商榷。抛开黄副校长模糊管理边界、手伸得过长的不足，要知道，教育管理必须做到管理规范和程序正义，让涉事主体感受到处理过程的公平性和合理性。同时，当前教育管理已进入治理时代，不能再以那种“一言堂”方法管理学校，而应让师生均有效参与，实现多元共治，且以制度形式实现治理的效率化、质量化，达到师生平等、对话、沟通和理解的“善治”局面。

    当然，学校管理面临的困难远比想象中要多。在媒体访问中，黄副校长一语道出了“暴力剪发”的缘由：该学校学生大部分属于留守儿童，父母不在家，没人教孩子该有怎样的审美观。而支持者中也不乏学生家长，他们都希望把孩子的问题推给学校，学校因而被迫承担了家庭教育的很多功能，于是，面对那些把老师的苦口婆心当成“驴肝肺”、对规训“屡教不改”的学生，学校只好采用强制手段管理学生，“暴力剪发”只是学校不得已的强制管理表现之一。

    美国社会科学家乔尔·卡伦指出，家庭是社会的“首属群体”，其功能是对孩子的社会化负责，这种责任是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可以说，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基础，然而，当家长都外出务工、与子女身处异地时，农村家庭教育将逐渐衰弱，对孩子社会化的“首属责任”便从家庭转嫁到学校，原本应该家校联手教育孩子，现在却让学校有过多的“不可承受之重”。

    但是，正因此，学校更应该正视自身所承担的重要责任。对学生而言，学校已不仅是传统意义上“传道授业解惑”的知识传播的场所，它还是滋养心灵，引导社会规则的温暖乡，兼具学校教育和家庭教养的双重职能。在此情形下，“暴力管理”，不论是强制剪发、谩骂体罚，还是各种“奇葩”校规等，都治标不治本，不是解决问题、实现校园和谐的根本途径。

    所以，此次“暴力剪发”事件并不孤立，它只是众多学校简单粗暴管理中的冰山一角。而在家庭教育问题百出乃至缺位的背景下，学校既有责任通过与学生家长的沟通，唤起父母对孩子的教育责任和社会化的职责；管理时又要多一些理解和沟通，多一些规范与程序正义，并实现共治与“善治”。一句话，“喇叭声响，手起发落”的“暴力剪发”式管理当休矣。

    （作者系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