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接受北京师范大学首届文学创作方向硕士研究生导师聘书。本报记者 齐林泉 摄

童庆炳

李敬泽

李洱

邱华栋

张柠

    10月11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首届文学创作方向硕士研究生导师聘任仪式上，著名文艺理论家童庆炳，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人民文学》副总编辑邱华栋以及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部主任李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柠等，围绕大学是否培养作家展开了精彩纷呈的争论。

    ■本报记者 齐林泉

    北京师范大学在文学创作人才培养方面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传统。今年，该校国际写作中心首次协同文学院，招收文学创作方向的学生，并首期聘请了文坛名家李敬泽、格非、李洱、邱华栋和欧阳江河担任第一届文学创作方向硕士研究生的作家导师。作家从笔尖走上讲台，能否给创作专业的学生培养带来新的经验和新的方法？大学能否培养出作家？应该如何进行培养？

    著名文艺理论家童庆炳

    创作需要才华作家不可预约

    创作首先是需要才华的，但是也需要知识和经验。经验的积累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但创作需要的知识在高校就可广泛学习。

    对于一个学习创作的人来讲，不仅要有生活的体验，要有一般的生活知识，同时也要有对问题深刻的理解。只有学习知识，才能够有比较深刻的思想。文学创作不是提炼思想，文学创作的是一个感性的世界。但是，它里面渗透着思想，这思想是要从知识中来。

    对于一个学习创作的人来讲，学习作家的经验很重要。从他们身上可以学到很多平时在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学习不仅仅在课堂上，更重要的可能是在客厅里、在教室里的讨论会上，或者在别的地方。经常跟这些作家的接触，通过他们讲自己的写作经验、创作体会、自己的故事，非常容易从他们那里汲取经验，壮大自己。

    创作需要才华。如果一个学习创作的人，发现自己没有创作才华，那就不要学，就不要搞创作。因为作家是不可预约的，与搞科学的人不太一样，他一定要有一种新的思维，一定要有一种很奇特的想象，他要有新鲜的东西，有新的感受，而且能够把这种感受传达出来，这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要通过那种有风格、情调和感染力的语言，把故事讲述出来，这个过程本身就非常复杂。有才华的，好好去搞，显示自己的才华。没有才华的，不要硬搞，硬搞了，搞出来的东西都是死的，僵硬的，不能感动人。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

    才华教不出来但技巧可以学

    创作能不能教，或者说对创作的教育有没有意义，直到现在还是个问题。

    有一次在复旦大学开会，听作家南帆讲，他进了华东师范大学的头一件事，就是中文系的教授告诉他说，本校中文系是不教作家、不出作家的。在那次会议上，陈思和教授说，不光你们学校，复旦大学也是一样。后来南开大学、南京大学的参会者也都吐槽说，当年老师全这么说。我在1980年到北大的时候，我的老师也开宗明义地这么跟我说。看来，那个时代无一例外。

    作家是不是能够培养，创作是不是能够教学，刚才童老师的一番话，从某种程度上讲，算是回答了这个问题。首先是看有没有才华——当然，才华这个事情没道理可讲，要是没有才华，不用说创作不能教，物理也不能教，数学也不能教，才华肯定是第一位的。但是，在才华的前提下，经过这么多年文学教育的各种实践表明，创作的教育和训练可能还是必要的，而且，对一个作家的成长还非常重要。

    1980年代，从莫言他们这一批作家开始，他们回顾自己的创作生涯，都会认为在大学创作班的这一段学习，对他们还是产生了实实在在的推动作用，是他们创作生涯中一段非常宝贵的经历。

    当然，第二是创作怎么教、怎么训练问题。其实，到现在依然在探索中。记得我也曾经和严歌苓谈过这个问题——她在美国是上过写作专业的。我就很好奇地问美国人是怎么上这个课的——美国很多作家都是上过这个专业的。我听严歌苓跟我讲他们怎么上课之后，觉得还是有道理的。

    现在无论是一般的文学创作专业，还是鲁迅文学院，基本上都是把四面八方的人请来天天讲，也许有好处，至少没坏处。如何具体从创作规律出发，对一个作家的思维方式、创作方法进行训练和引导，这是可以做的。才华是教不出来的，但技巧是可以学的，也可以教、可以训练和磨炼的，在这方面，类似于美国那种写作课程值得我们借鉴。

    从作家协会来讲，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也是对文学创作的教育，我们也特别希望北京师范大学通过文学创作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教育，能够在1980年代童庆炳老师他们开创的创作研究生班丰富经验基础上，开创出一个比较系统、具体和完善的创作教育体系。这对于以后全国的文学教育都是很有意义的。

    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部主任李洱

    最重要的是师生之间的讨论

    1980年代，我在上大学的时候，也确实听到过华东师范大学不培养作家这个说法。很奇怪的是，当时的中文系主任徐中玉教授在致新生欢迎词的时候，讲的例子全部是他跟作家的交往。这是比较矛盾的。他讲自己是老舍先生的学生以及跟老舍的交往，后来又讲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培养出的一些作家。后来在历次活动中，他们总是请一些作家去参加。他们系最有名的教授之一，是写《梅雨之夕》的施蛰存先生，学生们把他看得很高，因为他讲起课来确实跟别的先生不一样。这就在无形当中使得学生对文学创作保持了一种浓厚兴趣。这个学校的中文系后来还是出了不少作家，比如格非等。

    我觉得作家在大学的作用，还是跟学生的思想交流，以及就这些作家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跟老师交流的例子，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格非在学校有一间单独的寝室324房间—— 一个著名的房间。在那个房间里面，很多作家经常出现。当时我跟格非交往比较多，作家张柠后来也参加了每晚的恳谈会。余华、苏童也经常去。当时我还是学生，经常听他们谈小说。这个谈论真是涉及写作各个方面的所有细节。当时我看到他们的手稿，包括作家马原一些小说的手稿，余华的《活着》的手稿。当你有幸看到从一个正在修改的手稿到发表成为作品，直至成为文学史上名篇这个过程的时候，你对写作的神秘感就会消失，你会用一种专业的眼光去看这个问题，也会对自己提出专业性的要求。

    我记得非常清楚，当余华拿着《活着》手稿给人看的时候，所有人都觉得这部作品太差了。余华怎么可能写出如此传统的作品呢？我当时发言，说跟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比起来，还有距离。当时，所有人不知道怎么看作品。再如苏童的《妻妾成群》，怎么判断这部作品，编辑也好，批评家也好，作者也好，同行之间的评价，都千差万别。马原说《妻妾成群》反映了这代作家的写实功力，表明他们也可以写传统小说，这部小说要成大名的，因为它写出了所有男人的梦想。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颂莲，为什么要跳井，有没有隐喻，当时都有很多争论。这些争论的过程没有人去讲，大家也不好意思讲。我相信这种争论，无论是对余华本人，还是对苏童本人，包括对马原，我觉得对他们的写作都是有益的。马原后来宣称小说死了，但还是坚持不断写长篇小说，这跟当时的文学气氛、文学教育和埋在心中的文学种子是有关系的。 

    《人民文学》副总编辑邱华栋

    打开自己思维把写作当长跑

    北京师范大学把文学创作作为新的教学方向引进来，是领风气之先。美国办了多年的创意写作教育，就很有成效。

    这个方向首批10名同学有一个优势，不光是外面找来的几位导师中有评论家，有作家，有诗人，就是本校的，也有诗歌评论家、文学批评家，还有研究科幻小说的吴岩，进行影视创作的梁振华。文学创作是非常开阔的，不要局限于我们这些做导师的已经形成的写作经验，学生要脱离我们的经验，了解现在这个世界上跟文学创作有关的还有什么。写作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最好是写出文学史上没有的东西。学生可以打开自己的思维。

    写作是自己的事。从文学史上观察，40岁到60岁之间是一个作家一辈子中写出代表作的时间，80%都是这个阶段。写作是一次长跑，但是，20多岁就应该显露才华了。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起码已经写了三个长篇小说，一堆中短篇小说，但不成功，可我每天可以写几十首诗。是的，起码我在写，我在训练。尽管有老师跟学生交流，但最终还是要靠学生自己慢慢写，寻找自己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