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破解大学城模式“后遗症”，固然需要大学城在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上下功夫，也需要搭建良性互动平台。

    ■杨朝清

    重庆大学城、广州大学城、北京良乡大学城、上海松江大学城、昆明呈贡大学城、杭州下沙大学城……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离市中心远。其实，大学城最主要的问题不是师生关系，而是学生对大学认同感和亲密度的降低。（11月4日《中国青年报》）

    学生住城里，老师住城外，大学城模式下，教师工作场域和生活空间的物理距离拉大，不可避免会对师生关系造成影响。许多大学城在规划中没有设置教师住宅区，不仅造成教师在奔波中费时费力，也让师生互动的空间被挤占和压缩。教师按点来、到点走，虽然完成了教学任务，却难以保障教学质量，师生互动也缺乏平台。

    大学城模式下，学生对大学认同感和亲密度下降，根源于大学功能的部分缺失。大学不仅是知识传授的地方，也是青年人精神家园建设、价值观塑造、社会交往的场所。大学城尽管能够满足学生日常的学习、生活需要，却难以在丰盈的学生精神生活上发挥应有的作用。一旦大学城里的大学达不到学生关于大学的预期，比较差异下的心理落差和相对剥夺感，就会造成学生对大学缺乏归宿感和认同感。

    和欧美国家大学城建设的经验相比，用大学城驱动周边的城市化，尽管因果关系倒置，却依然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只不过，一旦大学城本身的完整性和城市化程度没有得到系统性的配套建设，就会造成大学和都市生活处于一种断裂甚至脱节的状态。自嘲为“乡下人”的大学生喟叹“进城难”，这看似玩笑戏谑，在本质上也是一种另类的利益诉求。

    师生互动的匮乏、公共资源的短缺，让大学城模式下的大学生陷入了一种边缘化境地。从过往的经验来看，物理上的空间距离也可能会造成心理上的距离感和隔阂感，影响学生对大学生的认同感和亲密感。要破解大学城模式“后遗症”，固然需要大学城在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上下功夫，也需要搭建良性互动平台。

    伴随着高等教育从经验教育向大众教育过渡，转型的压力，创新的挑战，考验着每一个从业者。当师生传统的“面对面”存在着现实障碍的时候，只有将线上互动和线下交流有机结合起来，师生互动才会重新恢复生机和活力。这一切，显然离不开师生双方价值观念的更新与重塑。毕竟，在信息社会，人们并不缺乏联系的纽带，而是缺乏社会互动的意愿。

    在网络不断嵌入日常生活的当下，传统的师生互动必然要实现形式和内容的双重更新。在社会流动加速、社会异质性增强的当下，即使师生在同一个校园里生活，师生“面对面”的机会也比较少。因此，如何有效利用课堂时间、增强课堂师生互动、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成为改善师生关系、提升学生对大学归属感和认同感的关键。

    由于没有升学压力，大学生往往可以通过“临时抱佛脚”轻松通过考试；重科研、轻教学的考评体系下，课堂教学没有引起部分教师应有的重视，师生互动在价值排序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当课堂教学对学生缺乏足够的感染力和吸引力，当师生互动不能激发大学生的主体性和参与热情，大学生难免会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智能手机。“低头族”的随处可见，从侧面暴露课堂教学、师生互动的不足和短板。

    缩短师生关系的连接距离，提升大学生对大学城模式下大学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既需要大学城加强配套设施建设、丰富大学校园文化、营造大学氛围，也离不开师生互动的回归和拓展。这一切，显然离不开师生双方的主体性互构，当双方都把同一个标的物看得如此重要并且都愿意为此改进和完善的时候，大学才会赢得更多的尊重和认同。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