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形成了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动力，开始了中国社会寻求新观念、新思想和新道路的探索和争论，甚至引发社会冲突。这种探索和争论，从新文化运动直至今天的改革开放，一脉相承。今日中国的社会现状，则展示了新文化运动重要的历史效果。

    ■本报记者 储召生

    百年前的1915年9月15日，当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新青年》的前身）时，他大概不会想到，由一本杂志引发的新文化运动会让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革，并且影响至今。

    百年后的2014年12月，北京大学哲学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台湾大学哲学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和安徽大学文学院等联合发起“新文化运动百年反思”，希望能用近一年的时间，会集海峡两岸及华语世界最具实力的学者，共同研究和反思这场伟大的运动。

    鼓吹新思想、倡导新语言的《新青年》，对百年前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个全新形态的媒体。研究者们最感兴趣的是：一个“新媒体”凭什么就改变了中国？

     新文化运动改变了什么

    过去人们提到“新文化运动”，往往会和“五四运动”联系在一起。“新文化运动百年反思”主要发起人、北大哲学系首位长江学者韩水法认为，和“五四”不同，新文化运动至少从两个方面彻底改写了中国历史。

    首先，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1911年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皇帝，结束了几千年的皇权专制制度，但是中国的历史仍然在传统的惯性中滑行。新文化运动形成了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动力，开始了中国社会寻求新观念、新思想和新道路的探索和争论，甚至引发社会冲突。这种探索和争论，从新文化运动直至今天的改革开放，一脉相承。今日中国的社会现状，则展示了新文化运动重要的历史效果。

    其次，是新思想的启蒙运动。科学、民主、自由、平等这些全人类共同尊重的价值，因此传播开来，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理念日渐深入人心。今天中国人对于人类生活、世界发展、社会法则的理解和认同，与古代中国人具有天壤之别。

    与此同时，传统的中国古代思想观念由此受到毁灭性的冲击，发端于古希腊的西方哲学思想，逐渐进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于是，新文化从制度、器物等渗透到日常生活各个层面，取旧文化而代之。新式教育代替旧式私塾、书院、学堂，成为全民教育的主体。新的学术体系和观念也建立起来，代替了中国古代的学术体系。

    韩水法认为，直到今天，中西两大思想体系之间冲撞仍不可避免。如何选择适合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其实一直伴随中国的百年历史进程。这也是他们发起新文化运动百年反思的原因所在。

     两岸五校为何走到一起

    发起百年反思的五所大学，都是我国当前最具影响力的著名高校。并且，他们都与新文化运动有或多或少的联系。

    复旦大学和北京大学分别代表了《新青年》编辑出版的两个城市。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杂志，次年应蔡元培之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把杂志编辑部也搬到了北京。

    安徽大学和浙江大学则代表了《新青年》作者的主要来源地。安徽人陈独秀、胡适、高一涵等，浙江人鲁迅、钱玄同、周作人等，构成了《新青年》强大的作者队伍。而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几乎全部作者都是安徽人。

    台湾大学则代表了新文化运动重要史料和研究的所在地。台大哲学系主任苑正举告诉记者，台湾在研究新文化运动方面有独特的优势，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和胡适纪念馆保留了许多第一手的研究史料。

    更为重要的，五所大学的文科学者们都认为，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对新文化运动的学术研究和历史认知都取得了重要进步，台湾方面也新解别出，但揆度其成果，则在视野、材料和方法等方面，仍不能提供足够的新认识和理解，以解释诸多尚不明了的历史因果关系。

    当前，中华民族复兴正面临三千年来从未有之历史机遇。复旦大学哲学院院长孙向晨认为，新文化运动是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变奏，科学地、深入细致地、客观地总结百年来中国历史和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冷静地反思新文化运动之成就与局限性，于当下之中国是极为有益之事。

    百年后的反思有何新意

    2014年5月和8月，五所大学的文科学者分别在山东台儿庄与安徽绩溪召开两次工作坊，决定联合发起举行大型学术研究活动，邀集海内外学界同人共同探讨、研究和反思。

    这是海峡两岸高校以自主联合、协商联办的形式，共同举办的一个大型学术活动，从正式筹办到五场研讨会结束，时间跨度将近一年。和以往学术研讨会略有不同，本次活动具有以下四个特色：

    一是注重不同学科的交叉。发起研讨的五所大学文科院系中主要是哲学系，但也将有文学、历史等方面学者的参与。安徽大学文学院院长吴怀东说，新文化运动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白话文运动和文字改革，产生了新的语言形式和文化形态，包括对新诗的认同。首场在安徽大学举办的研讨会，就将聚集“文学与社会”话题。

    二是联合主办但不限于五校。举办者希望广泛邀请华语乃至国际汉学界最具研究活力和深度的学者发表见解。北大哲学系教授章启群说，本次研讨会既没有课题压力，也没有官方举办的色彩，希望能为具有活力和潜力的中青年学者提供展示和交流的平台。

    三是对场次和主题进行细分。本次研讨分为“文学与社会”“问题与主义”“科学与民主”“中国新思想：历史与方法”“人：观念与自由”五个专场，2014年12月至2015年9月分别在安大、复旦、浙大、台大、北大召开。每个专场都细分为多个议题，邀请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进行研讨。

    四是采取回应式会议发言。参会人员将在会前一个月拿到该场研讨会的所有论文电子版，正式会议时每节发言先由评论人对主题论文评论20分钟，再由论文作者回应15分，之后再讨论15分钟。会议期间每天晚上还有两个小时的自由讨论时间。

    主办方并不否认新文化运动百周年纪念的现实针对性。他们认为，这是一个从当下的、鲜活的社会文化语境出发，对文化挑战“进行时”的反思与回应。同为安庆人的北大哲学系教授周程甚至有些自负地认为，他们正与百年前的陈独秀干着同样的事情：

    “用新的思想，借助新的媒体，影响中国一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