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建良

    从唐朝至清朝的官员任用工作中，在常规铨选之外，还经常掺杂使用“保举”办法。就方法而言，保举就是推荐。但这里所说的保举，与属于官员选拔录用制度的“荐举”有别，主要是指有一定身份的官员（高级官员、有时也有中级官员）按照朝廷要求，根据自己所掌握的情况，推荐优秀的中低级官员提拔重用。有时皇帝也下指示，要求不管已仕未仕的，只要才能卓越一并保举，但保举主要还是用于选拔已仕的官员。

    清初孙承泽著的《春明梦余录》讲的是明代的事，他在书中（卷34）说，保举与荐举有所不同：荐举，是自己如果真知道有贤人，便推荐一下，做臣子的责任就算尽到了。而保举，不但要保证他在被举荐时是好的，还要保证他在之前微贱时也未出过问题；不但推荐他的开始，还要保证他善终。所以，荐举是古代的办法，而保举是后世（指唐朝以后）的办法。英明的君主求贤若渴，而为了防止弄虚作假，又不得已采取这种慎重的办法，并不是不信任天下人。不但讲了保举的特征，还讲了实行保举的原因：皇帝既想网罗贤才，又怕官员们在推荐时弄虚作假，所以要求在推荐的同时予以担保。

    明代对实行保举的原因和目的，还有一种官方的说法：保举是为了弥补铨选方法的局限性，同时也是分流吏部的权力（《明史·选举三》）。

    各代的保举办法不尽相同，但有个做法是共同的，就是：举主（推荐人）要对被推荐者的实际表现负责，被推荐者果真是贤才，举主受赏；如果推荐不实，举主要受批评或者受罚；如果被推荐者日后犯罪，举主连坐。

    唐代有“冬荐”法，唐太宗要求除了正常铨选，还要每年冬天令中书、门下两省的五品以上官员、尚书省的四品以上官员，其他机关的三品以上官员推荐一至三名人才，到中央考试，并把举主姓名记录在案，“务在得人”。宋代保举，要求列举主姓名，如果被举者在任职期间贪浊不公，胆小懦弱不敢管理，职务废驰，办理事情违法背理，那么举主也要根据情节轻重治罪（《宋会要·选举27》）。

    明代中叶以前，经常使用保举办法。如永乐时，令在京七品以上、在外五品以上及知县，各在所知五品以下官民中举荐能够管理民政和做监察工作的人，经吏部考核任用，但如果“其所保举并非人才或者授职之后庸碌低劣、贪赃枉法，则举主连坐”（《明太宗实录》卷123）。

    清代顺治、雍正、乾隆、咸丰、光绪等朝，都要求高级官员注意查访有才能的人进行保举。但号召的成分大，实际并没怎么做。号召的同时也强调了举主的责任：被举的人如果称职，根据其政绩大小，“举主同其赏”；如不称职，根据其罪的大小，“举主同其罚”（《清史稿·范文程传》）。按清代制度，三年举行一次考课，京官考课叫“京察”，地方官叫“大计”，京察列为一等和大计列为“卓异”（地方官的一等）的，分别由各部门堂官（首长）与地方的总督、巡抚荐举提拔。为了防止滥举，朝廷规定如查出被荐举卓异者是弄虚作假、“徇情捏报”的，“将荐举督、抚降三级调用”（《钦定六部处分则例》卷6）；京察一等被保举提拔到地方做官的人，如果后来在任上犯了贪赃枉法的事，要“将原保举之堂官降二级留任”，如果“才不胜任”，将原保举之堂官“降一级留任”（同上，卷5）。

    采取保举办法的目的没有什么不好，但执行起来，特别是时间一长，就因弊端太大而不能继续，所以各代经常是时行时停，从未将保举作为主要的选拔任用制度。其弊病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营私舞弊，所举非人。所举的人有的是乡里亲旧，有的是僚属门下，他们平时就与举主有亲密私交关系（《明史·选举三》）。二是败坏选拔任用工作的风气。被推举上来的人安排工作，往往不看德才条件，而看举主是谁。明代人李贤在《古穰杂录》里讲：“不论所举之人才能高下，但以举主官大、列名在前者，其所举之人官亦大，以此舆论不平。”

    按说，保举连坐之法没什么不好，其一，目的是让各级领导为国举贤；其二，为防营私舞弊，特实行举主连坐之法，考虑也算周全，然而实际运作情况并不如意。原因在于，要保住保举质量，需要有个前提，即列入保举者范围的官员必须都是公正无私之人，而且都具有较高的识才水平。然而这个前提，不但古代做不到，现代也难以做得到。至于“连坐”，只是加重了保举者的责任（推荐人应当承担一定责任，这一点对现在倒是有一定启发意义），但不能杜绝营私舞弊，就如同历代禁贪而贪不止一样；“连坐”更不能解决识才水平问题，按照个人好恶判定人才的现象司空见惯。所以，单纯依靠少数领导实行个人保举的办法，难以从整体上实现为国举贤的目的，破除公平选人、为国举贤的难题，还得寄希望于“群众公认”、“公开透明”、“公平竞争”等原则的全面实行及其具体办法的逐步完善，而这些就不是古代社会的任务了。

    （作者系中国人才交流协会主席、国家人事部原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