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角度来说，推进国家课程的最优化实施其实就是国家课程的校本化。强调国家课程的校本化实施，其理论与实践基础在于不同师情、学情、校情决定了不同学校、教师在处理国家课程过程中，应有立足于实际的最优化教学设计和行为。

    就师情而言，不同教师在教育教学素养、风格，对于教育教学价值的个体偏好、教学过程中对于文本理解存在差异等因素，决定了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必然带有其鲜明的个性烙印。而不同地区、不同学校、不同班级的学生更因为其各不相同的学业基础、学习经验、文化背景、性格差异，以及属于其独有的优势学习方式等，决定了教师在国家课程实施方式上的具体差异。再则，不同学校的办学历史、地域文化、拥有的教学条件与教学资源也不尽相同，而这些不同也必然会体现在教师对国家课程实施的不同处理上。

    在海南省海口市五源河学校，我听了一节苏教版教材的文言文课《治水必躬亲》。平心而论，就教师对文本的解读和对教学流程的设计而言，这节课无可挑剔。但这节课也是一节缺少新意、缺少地域特点的课。课后我向参与教研的语文教研组全体教师提出思考问题：海瑞是海南琼山（今海口市）人，明朝著名清官，海口市区既有距离著名的五公祠不远的海瑞故居，也有海瑞墓园，那么地处海南海口、江苏南京两地的初中学生在学习同一篇课文时，有哪些不一样的学习资源、学习条件？两地的教师可不可以有着不一样的教学设计？

    显然，这是由于地域差异导致了学生学习资源、教师教学资源的差异，作为海口——海瑞家乡的语文教师，其课堂教学其实可以更个性化一点。

    借助专题讲座的机会，我提到了国家课程校本化实施的又一重要背景与意义：由于我国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不充分，对于教育资源的占有也有很大差别；不同的校情决定了各不相同的教学条件和教学资源，也决定了在处理国家课程时的不同方法和手段。

    从个性化的教学资源、教学条件出发，依据师情、生情、校情，特别是教师根据自身的教学个性和风格，针对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经验对国家课程进行二次开发以及个性化的设计，精心选择和确定教学内容、切入点和策略，这些正是国家课程校本化的具体实践。

    国家课程的校本化实施，为我们的教学实践提供了“条条大路通罗马”的求索之趣，教学的魅力异彩正源于此。

    近年来，我和北京大学的专家一起深入到许多偏远乡村学校发现，不少学校管理者对新课程改革尤其是校本课程建设缺乏信心。在不少人看来，穷乡僻壤何谈课程资源？

    其实，这是认识上的一个误区。校本课程资源有时并不与经济落后欠发达的现实成正比。校本课程的资源虽因地域不同而呈现不同的题材，但同样是课堂教学改革实践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资源。甚至在云南这样的多民族地区，由于地方文化的多样性及其原生态背景，许多资源犹如奇葩，更为精彩，是校本课程资源库中最独特、最有魅力的一枝。

    云南省临沧市邦卖中学是一所藏身大山深处的初中，学校教师左金华经过几次线上和线下的培训、运用丰富的家庭果树嫁接经验，成功执教了《果树嫁接》校本拓展课程……本来，左金华是一位由英语学科转岗不久、始终打不起精神的教师，在我们的鼓励和建议下，新上任的年轻校长和班子成员研究决定，划出学校的50亩地作为课程实践基地——学生果园，全力将《果树嫁接》课程建设成学校的品牌课程。

    在云南大理州永平县老街中学，教师孙靖因为学校生源和师资变化而不得不几次转岗。随着老街中学启动基于南方丝绸之路上的名珠——永平地方文化资源而开发的校本课程教学实践，孙靖开了《古道溯源》公开课，在研修活动现场，我们与他一起分析：此前多学科教学经历正是孙靖开发这门课程的独特优势，跨学科融合正是这门课程的最大价值。由此，孙靖坚定了成为校本课程《滇西边屯文化探寻》优秀教师的信心。

    在云南大理，从来没有开设过校本课程的永平县龙门中学实现了突破，学校党支部书记张孝周从彝族说唱艺术中获得灵感，开发了民间弹唱课程《家乡的歌》，教师与学生课堂同构、自编自弹自唱，学生在文学、音乐、表演等多方面的才情素养得到培养激发。在下关四小，白族甲马这门古老的民间雕刻艺术成功摆脱了封建迷信的束缚，教师万志娟深入民间调研后编写了白族甲马校本教材，在学校美术教学中进行推广普及，形成富有民族民间艺术特色的校本课程……这些源自古老民族技艺改造生成的课程，正在成为云南省一门门具有民族特色与时代创新活力、堪称优秀品牌的校本课程。

    在云南临沧市临翔区长征小学，我们见证了教师陈燕华的努力与回报：他让3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沧源崖画——我国目前发现的最古老崖画之一，成为当下学生最喜爱、最引为骄傲的一门STEAM课程的重要素材。

    看到师生共同沉浸在课堂成功的喜悦中，我们包括云南当地的教师——没有谁再怀疑：偏僻的乡村学校也不乏校本课程丰富的资源矿藏。

    （作者系上海市虹口区基础教育课程管理与指导中心专职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