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召生

    ■储召生

    临近年关，大学教师们大都要忙于填写各种申报表格。关于教学和科研孰轻孰重的话题，也铺天盖地，持续在各类媒体发酵。报社离北师大很近，笔者脑子里忽然蹦出两个问号：

    如果文学也设立院士，诺奖得主莫言能评上院士吗？

    年终考核，大学教师莫言会在表格里填些什么呢？

    这些当然都是伪问题。一则拿了自然科学类诺贝尔奖的华人，估计不用评就成了中科院院士；二则北师大对于莫言这样的名人，估计也不会有什么考评。换句话说，表格对现实中的莫言来说是不存在的。

    如果我们也魔幻一把，让莫言也去申报院士，也要年终考核，他会如何面对呢？他会像川大教师周鼎发表个“老子不玩了”的自白，还是像《教授的“围城”》里说的那样陷入各种纠结？

    笔者年前参加中国美术学院举办的首届全国艺术院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论坛，就碰上一堆纠结的问题，一群纠结的人。有美术家抱怨，作品在五年一次全国美展上都获了奖，却不能算作几篇科研论文；也有教师失望，即使王澍那样获得普利兹克奖的建筑大师，也因为课题和论文分量不够，评不上长江学者。

    不拿“一把尺子”评价所有的人，这些年已成社会共识。教育部社科司司长也提出，不能以形式评价内容，不能以载体评价内容。但到了学校的操作层面，老师们面对的还是课题和论文的表格。问其原因，回答往往是：这就是我们的“体制”。

    真的如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所说，“体制”就是一堵不可逾越的高墙吗？笔者以为，至少在当下的中国，并非如此。

    2014年是治理贪腐力度最大的一年。在旁观“打老虎、拍苍蝇”过程中，我们也能发现其与高校的某些联系。比如，大庆市委原书记韩学键之子，不仅保送上了名校，本科时多门专业课不及格竟然还被保研；云南省原副省长沈培平，专科时学的是中文，却照样能拿到名校的理学博士学位；某名校的原校长秘书，论文数量和质量均不过关，却照样评上了教授、当上了院长。

    很明显，在上述事件中，那些让人敬畏的“体制”早已形同虚设。并且，这些明显有违规之嫌的举措，当初并非没有人提出异议，但最后都被有关部门以各种理由破格处理之。“防君子不防小人”，这样的“体制”还能算一个好的制度吗？

    笔者并非全盘否定现行的教师业绩考评制度。以课题和论文为导向的考评机制，也被国外研究型大学普遍采用。笔者也无意鼓励大家都去违规乱来，把一个好端端的制度弄得乌烟瘴气。笔者只想强调的是，“体制”并非不可逾越，类似教学与科研孰轻孰重的难题，如果学校领导想解决，总能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

    回到前面说的艺术院校的学术评价，不光艺术作品在学术成果上不好体现，搞创作为主的和搞研究为主的，也不好去比较其水平高下。但在中国美术学院的论坛上，笔者也听到有不少高校解决得比较好。这些好的做法能否被其他高校效仿，进而形成新的评价制度呢？

    其实从小岗村包产到户开始，中国社会的每一次改革进步，都是对当时体制的突破。清华北大两校综合改革方案去年相继获批，预示着我国高校2015年将全面进入综合改革阶段。我们期待着新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