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常务委员，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资料图片）

    全国政协常委、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葛剑雄教授日前在汕头大学发表演讲，回归久违的讲台，与师生共同分享新时代读书的方法和意义，以极富个性的视角诠释了“读书改变命运”的主题。

    ■葛剑雄

    这是我退休后第一次回归讲台。我觉得跟师生关系最密切的还是读书，所以今天我来讲讲读书。

    媒体上关于读书的文章不少，但相当一部分是误导。比如有人提倡快乐学习，大体上，读书是快乐的，但读书不能只要快乐，有些枯燥的书也要读。也有人说，书应该写得让大家都懂，这种观点也不对，一些科学原理或深奥的思想很难写得人人都懂，阳春白雪注定是少数人的。文学史说白居易写诗通俗易懂，连老太太都能懂，我不太信——这老太太也许就很有学问，一般的老太太，《卖炭翁》或许听得懂，《长恨歌》也能听得懂吗？还有人说现在是读图时代，我不反对读图，21世纪有很多有意义的图，但绝不是所有东西都能通过图来反映。有些事画图的确看得懂，可有些事画图不但看不懂，可能还会引起误解。

    我们应该怎样读书？每个人都不一样。我小时候受到的教育是为政治、为人民、为革命而读。刚开始学外语时老师就教：“马克思说，外语是斗争的重要工具。”我不讲抽象的，我讲具体的。首先要明确读书是为了什么？不同的目的决定了读书的不同方法和途径。

    为求知而读：读书就要学会选择

    若为求知，你先要明确所求的领域和程度，然后去找最合适的书，不要看那种包罗万象的书，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的书，无论是纸本还是数字化的，数量都远远超出了个人的接受能力，哪怕你有一目千行的本事也不行。以前用“学富五车”称赞一个人学问好，现在只怕五十车都不够。古代的车是马车、牛车、小板车，书是帛片、竹简的手抄本，所谓“读书破万卷”，一卷书实际上就一百多页。但学问是越分越细的，以前文史哲，数理化，现在光数学一科就分出很多支，所以读书要学会选择。

    不仅是类型选择，还要明确自己的程度。初学者不要去啃难题，要循序渐进。如果想在自己专业之外扩大知识面，就不能像读自己的专业一样。要了解某些新技术，可以看一些基本介绍，或者问问做这个领域的朋友，知道基本原理就行。有人说学科发展由繁到简，现在又到了需要博学的时代，这话不对。博学不是漫无边际，而是在全面彻底掌握本专业的基础上根据需要了解其他学科。现在有人责怪“博士不博”，这是人们对博士培养目标的误解。其实“博士”只是用中国历史上已有的名词来翻译“ＰＨＤ”，并不意味博士真的要“博”。博士应该专，去看看博士论文做的题目就知道，全世界的博士做的都是很细的题目。

    所以碰到媒体或其他人让我推荐书，我一概拒绝，因为读书是非常个性化的，给不了解的人推荐有时候会帮倒忙。

    为研究而读：穷尽阅读方可创新

    读书的第二个目的是研究。为求知而读要选择适合自己的，但为研究而读就不能选择了，要讲究穷尽阅读。如果你要研究白居易，就要把有关白居易的资料通通搜集、全部阅读，这是目的决定的。

    什么叫研究？什么叫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第一，发现了前人的错误或不足；第二，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或有了新发现，做了前人没做过或者来不及做的事情；第三，对前人的研究进行总结、分析、评估——这是层次比较低的研究。

    现在有些论文的水平不算研究，而是简单重复，前面讲的三种价值它都不具备。曾有学生很认真地告诉我，说自己有了新发现，其实这个发现我已经见过了。这种研究作为学术训练没有问题，但作为研究成果就有问题了。以前我们做一些与国外重复的研究，还有冠冕堂皇的理由——我们读不到他们的书。但现在就不能这么说了，因为网上都可以查到。如果不查却自吹是新发现，就是剽窃。所以我要求研究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收集前人的成果，在导论或序言里写清楚前人做过哪些。这要求我们穷尽地阅读一本书。不仅要看，而且要尽量找到原始版本，有了新版还要注意它有什么补充或修订。有的人对一本书研究了很久，已经形成了成见，但作者去年其实修订过，一些错误早就纠正了。

    我很少帮研究生选择论文题目。我跟他们说，能不能自己找到有特色的题目，是对你的第一次考试。有的人选题容量太大，有的题目又太琐碎。以研究为目的，要有明确的界限，找到不大不小的题目，但在这个范围之内，则要尽可能做得仔细、穷尽。

    读书过程中，投机取巧往往要承担后果。有人会长期延续学术上的错误，有人就自觉不自觉地违反学术规范。复旦有个教授，被北京一位先生写文章批判为剽窃、学术不端。其中一部分观点我是不赞成的，说他自我剽窃，有些内容今天出过了明天又出。我认为这要看情况，如果社会有需要，这种做法就没错，当然他应该写清楚。文中有个证据，说他间接引用一篇文章，偏偏写自己引用了原始文献，问题就来了：他引用的书中把“Dover Strait”错翻成了“street”，译成“多福尔大街”。他如果照实说是从二手资料引用的，也没什么问题，可他非要说谎，于是被人质问“你这个复旦大学的博士，英文水平这么差吗”。其实这个错误我们每个人也许都犯过，我就差一点犯过。但起码应该查查原文，原文都不查，犯错误也是活该。

    我在研究移民史的时候发现，中国农史中多处说到东晋初年已经开始在江西种小麦，我看后不大相信，小麦本来是黄河流域的，江西有种植的气候条件吗？另外从历史的角度看，北方的移民主要集中在江淮之间，怎么会跑到江西来？但权威的农史都这么说，根据是《晋书》。所以我找到原文，发现是“江之西”。第一位专家漏掉了，可能是因为年纪大了或者当时眼花。但错误一直保留，可见后面的人都没有查书。那这个“江”又是什么江？再往前看，原来是浙江，就是钱塘江。钱塘江西面种麦子很正常，因为当时的移民从北方来，皇帝建都在今天的南京，往东南就是今天钱塘江以西的地区，在这里种麦子能就近解决皇帝的需求。这么简单的错误，就是因为大家不愿意多看看多查查。所以我的看法是，做研究要做出成就，就要认认真真地去翻原始资料，要穷尽。

    在今天这么好的检索条件下，如果你再偷懒，那就连作为研究人员的资格都没有。以现在的发展趋势看，很快全世界所有图书馆以及全部的文字资料、数据、图像，都可以整合成一个大数据库，通过云计算技术和发展的终端让每个人随时提取。这种情况下，真正考验的是你的逻辑推理能力。如果你以前完全靠多看书、靠勤奋记忆，恐怕优势就不存在了。

     为寻找生命之意而读：当读书成为生命需求

    当读书成为生命需求、人生乐趣，就变得轻松、愉悦。

    其实，这种读书行为最好，但很遗憾，不是每个人在任何时候都能这样读。你若一味地随心所欲，到了年底考核或者五年满、三年满的考核期时，若还在读书恐怕就不行了。除非领导独具慧眼知道你是个人才——像对纳什这样，即使他精神不正常也不抛弃他，最后纳什还得了诺贝尔奖。

    复旦图书馆里有几位常客，其中有个九十多岁的退休干部，每天骑自行车来，门一开就到，中午吃饭时间再走，而且只坐在港台报刊附近，整天在看，不知道读来有什么用。还有个八十一岁的老头，有一天看着看着突然倒在地上，心脏病犯了。他不来看书比死都难过，身体好了肯定还要来，他读书又为了什么呢？他不用评职称或发表什么，也不用求多少知识，只把读书看成人生的一部分，一种乐趣，就算哪一天不幸倒在书桌上肯定也是他所愿的，那是他的归宿。

    在发达国家，有的人很早就退休了，因为钱已经挣够了，下一步要享受人生。他们有人去旅游，有人就去读书。这两天刚刚得知美国唐研究基金会（The Tang Reseach Foundation）的主席罗杰伟先生去世了，享年五十八岁。这个人最初是个电脑奇才，企业家，后来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唐朝文化感兴趣。他做企业赚了大量的钱，后来退出，在芝加哥大学做讲座教授，成立了唐研究基金会，赞助很多唐研究刊物。

    为了人生的乐趣、生命的需求来看书的人越多，社会才越发达，人的进步程度也越高。随着中国进一步发展，每个人都应该用更多自由时间读书，把读书当作一种人生享受。那么问题就来了，读书到底为我们带来了什么？

    为走向世界而读：能否改变命运取决于怎么读

    这几年，大家又开始对读书感到迷惘。有人说，知识并没有改变命运。媒体也炒作“大学生还不如农民工”，我认为这是胡说八道。不能由于农民工群体里出现极个别智力超群的、机遇特别好的人，就一概说“大学生不如农民工”。读书到底能不能改变命运？其实取决于你怎么读。

    我虽然没上过大学，但考上了研究生，而且成绩是复旦大学历史类研究生中的第一名。我从小得益于学校、家庭的教育。比如文化大革命中，英语课不能上，说《卖火柴的小女孩》是“宣扬阶级调和”，《半夜鸡叫》是“美化地主阶级”，反正没有一篇是好的。英语课不能上，怎么办呢？我发现有英文版的《毛泽东选集》，而且译得非常好。所以别人看中文我就看英文。我记得毛主席语录里面有一条“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英文是“Without the people’s army, the people have nothing”，这个句子很好，只要换两个词就可以写成其他一些很棒的句子，所以考研英文我不怕。文化大革命，发动“批林批孔”运动，既然叫我批孔子我就得看孔子的书，所以我趁机把孔子的书都看了一遍。再过一段时间，又要“评法反儒”。这么一来，我什么书都看了，打好了历史与古文基础，否则以我原来高中的水平，怎么考得上研究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