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基础上，这些善于筹款的高校比较注重对学生的服务工作，将学生的利益始终放在首位，常常给予经济困难的学生及时资助，显而易见，当学生感情建立起来了，校友捐款就会踊跃起来了。”北师大教育学部教授姚云说。

    与此同时，善于筹款的国外高校也很注重对捐赠人的回馈。

    “例如，在哈佛大学，假如一个捐赠者设立了一份5万美元的捐赠年金，即可获得5%的派息率，捐赠者每年将确保获得来自哈佛大学的2500美元。普林斯顿大学推出了的慈善养老金项目，通过慈善养老基金捐赠，捐赠者可以得到安全稳定的年金享受权。”佟婧说，对捐赠者子女就读，这些善于筹款的高校也常常给予优惠政策，通过这些服务，可以和捐赠人建立并维持良好的社会关系，并赢得社会的信任。

    那么，既然如此想方设法地筹资，一旦捐赠资金的使用损及大学的正当利益怎么办？与大学精神、使命、文化、目标、师生利益产生冲突怎么办？

    据介绍，美英大学对此类情况高度重视，在财物收受方面，通常以书面方式双方达成协议，对捐赠物品的使用附加以限制。

    美国大学对待捐赠管理以本校制定的《伦理规范》为指导，大学将其管理透明化，使捐赠人了解大学的具体使命以及如何运用捐赠人的资源，还必须让捐赠人了解大学是否具备有效利用捐赠资源实现既定目标的能力。同时，捐赠人被赋予监督权力，捐助资金的来源、用途、去向一清二楚，接受社会监督，也接受捐赠者及其后人的监督。

    “之前提到我国在捐赠事件中引发了一些争议，就是这一类型的问题，可以在规范化方面多做努力。另外，尽可能地透明化是减小矛盾的重要法宝。”马万华说。

    马万华举例说，北京大学曾接受西控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捐赠资金2亿元，其中将5000万元用于支持景观大楼的建设，1.5亿元用于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的教学、科研、人才聘任和开展国际合作，资金利用十分透明。

    佟婧认为，今后更需要学习和借鉴的，是高校基金会应建立起一支专业的管理和运营团队。“例如，耶鲁大学基金会的基金运作人员为耶鲁大学摘得了美国大学投资收益第一的皇冠，他们既要是理财高手，更要以学校利益为本。”佟婧说。

    “需要注意的是，第一，并不是国外的某些筹资项目就适合中国的某个高校，一定要从自身特长和特点出发，来吸引特色捐资，比如，地方院校就要从服务地方出发。”马万华说，“第二，可以通过政府立法来鼓励募捐，进行价值规范。第三，在操作过程中要避免把私立大学作为参照对象，不要忘记公立大学的公共性和公益性。第四，要考虑到国内高校整体的管理机构改革问题，涉及大学文化的再造和管理机制的再造。”

    尤玉军建议，可以发展捐赠文化，多方位筹集资金；完善税收优惠政策，激励高校社会捐赠行为，建立专门的基金管理机构，规范基金管理和投资行为；加强教育基金使用的监管，促进高校社会捐赠的良性发展。

    ———— 观点 ————

    大学仅靠政府拨款是不够的

    ■刘宝存

    美国著名教育财政专家布鲁斯·约翰斯通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提出了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经费来源多元化的理论。美国经济学家保罗·A·萨缪尔森的准公共产品理论，也揭示高等教育作为准公共产品，仅仅依靠政府拨款是不够的，努力拓展经费来源渠道是大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趋势。这个观点在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得到了高等教育界的广泛认可。然而，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不同的是，我国的高教财政的多元化近年来不仅没有大的发展，甚至出现了一些倒退。由于大学财政主要依赖于政府资金，大学财政结构单一化倾向明显，对政府的财政依附性增强，造成的结果是：与其费力不讨好地去市场找资金，还不如“跑部钱进”，因为这样不仅效益高，而且合法规范，也不会犯错误。长此以往，大学领导人自主寻找社会资源的动力减小，从市场上寻找资金的能力下降。我国的现状与发达国家的财政发展趋势正在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前行。

    大学的财政结构固然没有一个标准的模式，然而谁都不反对多元结构的合理性。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大学经费有五大来源：政府拨款、科研合同、学生学费、社会募捐和基金投资。其中，政府拨款、科研合同和学生学费是基本的，差异最大的两个要素是社会募捐和基金投资。政府占比大，其他要素占比就会小。反之亦然。发达国家大学办学经验表明，政府投入对于大学财政贡献力很大，但是更关键的要素却是募捐和基金投资，大学募捐和基金投资工作做得好，这个大学的财政状况就好，在大学事业发展的各个方面就会更主动。就募捐而言，做得好不好，取决于三个因素，即学校声誉、校友的慷慨和大学自身的动力和能力。学校声誉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校友的慷慨取决于大学教育和服务以及对校友的感动程度，而大学自身动力和能力，则是实现前两个因素的关键。与筹资直接相关的是基金投资，因为基金投资又会进一步拉大大学之间的募捐距离。基金投资效益大，不仅让募集来的资金变多，填补学校财政的不足，而且还可以吸引更多潜在的捐款人。因此，很多拥有逾上百亿美元基金的大学，无论是其筹资还是基金投资的经验，对于我国大学都是非常有借鉴价值的，非常值得我们去研究。

    对于我国未来一段时间来说，筹资与投资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五项：一是大学筹资与投资的法律和政策问题；二是大学筹资与投资的规范问题，在西方，规范问题，也就是所谓的“伦理问题”；三是大学筹资与投资的审计和风险规避问题；四是筹资与投资的效益与大学发展的关系问题；五是发达国家大学筹资投资的比较研究。一旦这些问题得到了深入研究，大学筹资与投资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才可以得到解答，大学领导人才有可能愿意做、有胆量做、有能力做，做了才有可能得到更多肯定。让大学校长在大学筹资与投资方面带着脚镣去跳舞，不仅不利于大学经费拓展事业的发展，而且也不利于我国大学未来的可持续发展。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财政税收的增速将逐渐趋缓。如果趋缓的趋势要持续一段时间，大学提高筹资与投资能力就显得更为重要。

    任何一项重要的研究都离不开多学科的协同与合作。研究大学筹资与投资，不仅需要高等教育学者和比较教育学者的参与，更需要法律、统计、经济学等学科的学者加入。没有多学科的协同与合作，大学的筹资与投资研究必将是无法深入的。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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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高校财政收入结构变化

    从1996年到2010年的15年间，我国高等教育的财政收入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便是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所占比例从1996年的80.34%下降到2010年的48.8%，下降了将近一半。而下降的这一部分主要由学杂费收入所弥补，学杂费收入所占比例从1996年的13.65%增长到2010年的33.2%，增幅比例接近三倍。而其他部分所获的增长空间则非常有限，甚至一直在一个很低的水平徘徊不前，诸如社会捐集资这一项所占的比例就非常之低，且呈现出不规律的发展状态。“学校教学科研和其他附属机构收入”在2006年所占比例为12.6%，而到2010年却仅有10.3%，不增反减。

    国内大学接受校友捐赠情况

    1990年以来，中国大学累计接受校友捐赠金额高达91.59亿元，2013年新增校友捐赠近13.66亿元，其中单笔1000万元以上36笔，上亿元捐赠有2笔。截至2014年1月，从各校累计接收的校友捐赠总额来看，全国有16所高校跻身中国大学校友捐赠“亿元俱乐部”，其中，10亿元以上的有2所，分别为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5亿元以上有6所；2亿元以上的捐赠有11所；捐赠总额在5000万元以上的大学有28所，累计在1000万元以上大学有81所，500万元以上的有101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