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梦想   CFP供图

    将教育民生作为一种国家责任与担当，从理念、政策、行动三个层面积极促使教育从工具论向民生论的转型与回归，恰恰表明了教育民生与大国复兴关涉何其切、何其深。

    ■张学文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陈列展览时，提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事实上，在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史上，一直就有一个关于强大国家的梦想。孔子在《礼记·礼运》中就构想过一种大同模式的理想国家：“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从孔子的小康社会、大同世界，到习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一以贯之地体现了中华民族建设大国、强国的一贯追求。

    教育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教育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的地位和作用，承担着光荣而重大的职责和使命。那么教育民生何以关涉大国复兴呢？

    教育与国家兴衰的关系一直是关注焦点

    今天，大国复兴的形式确切地表现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建设路径和治理体系，这样一条发展和建设大国的路径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这是实现大国复兴的中国道路的根本所指。自从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科教兴国”的战略思想，教育与国家兴衰之间的密切关系就一直是改革开放以来人们谈论和关注的焦点。进入21世纪前十年，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将教育纳入了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范畴，把教育列为“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社会管理”等社会事业和民生要素之首，强调“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把“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作为改善民生的首要任务。党的十八大报告把造就和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教育作为改善民生和加强社会建设之首。伴随着近现代社会改革、国家建设与道路选择的跌宕起伏，曲折向前，教育作为“工具”趋向“民生”的转变，表明教育、科学、民生和国家建设之间存在一种极其复杂的互动关系。

    教育民生概念具有中国本土特色

    研究表明，民生概念具有明显的中国本土特色，源远流长，底蕴浑厚，它反映人们在不同时期不同层次的生存需要，具体体现在普通民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经过数千年朝代更迭，已经积累了如养民、裕民、富民、惠民、恤民、教民等丰富的民生思想资源，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和生活智慧。可以说，经过诸多政治家、思想家的殚精竭虑，中国已经形成了一套迥异于西方哲学的民生哲学体系，成为中华民族对待和处理有关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一般问题以及制定和修订国家大政方针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渊源。

    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还处于农业文明阶段，人们生产生活节奏缓慢，生产力水平低下，商品经济不发达，传统民生问题和民生理想既需要解决民众基本的衣食住行，还需要通过教育使民众具有善良品性和理想道德，这时候的民生概念是一个初级的、多维指向的复合目标，即民生不仅仅是单向度的物质民生，“教育民生”本是民生应有之义。管子直接断言民众“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在孔子看来，民生问题必定呈现三个层次：庶、富、教。其中，教育是民生的最高层次，也必须是最后才能达到的层次。《论语》中说道：“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孟子、荀子等人亦有相似表述。比如，孟子认为，“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荀子主张，“立大学，设庠序，修六礼，明七教，所以道之也”。当然，孔孟所说的“教”并非今天人们所指狭义的教育，而是包含着政治、经济、文化等丰富民生内涵的广义的教育。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过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旧中国积贫积弱，内忧外患，如何抵制外侮、救国图存成为广大仁人志士最重要的民生追求。正是在这个民族危亡时期，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民生主义真正形成了系统的民生理论体系。将民生上升到哲学范畴，将民生作为政治、经济和历史活动的中心，并运用到对各种社会问题的思考中。他在《民报》发刊词中首次明确提出“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孙中山把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等诸多问题都归结到民生问题，并以此作为社会历史的中心，其中，教育是要解决的重要民生问题。这种把教育民生看作实现社会充分发展的根本手段，通过发展教育保民生、促民生的社会发展思路，是中国民生思想的一个飞跃。

    到了21世纪初，中国人民已经开始享受到改革开放三十年政治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累累硕果，但如何解决人民在富庶之后诸多“教”的问题，重新摆在执政党面前。中国共产党在继承两千多年传统民生哲学思想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将发展教育民生作为治国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了教育民生思想在内涵、路径、价值目标等方面的跨越。

    关于教育民生思想的明确表述始于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胡锦涛在2010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教育是国计，也是民生”。这可以说是中国执政党对大国复兴与教育民生关系最简洁、最清晰的表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强调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党的十八大报告“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部分，教育被列于首位。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教育第一”全球倡议行动一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视频贺词中指出，“中国将坚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不断扩大投入……努力让13亿人民享有更好更公平的教育，获得发展自身、奉献社会、造福人民的能力”。

    应当说，通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建设和发展，新中国正在由解决全体国民实现“人的基本生存”初级阶段向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高级阶段进行历史性飞跃。从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教育民生的目标开始，中国已经逐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教育民生思想体系。

    强调教育民生是实现大国复兴之根本

    从本质上讲，大国复兴的关键是教育的复兴。教育不仅是维系国家存在的需要，还是社会发展、社会改造的需要。正如美国思想家加尔布雷思所指出的，“一个国家的繁荣，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在于人们所受的教育，人们的远见卓识和品格的高下”。这些都是在反复提醒人们，大国复兴必依赖于教育复兴，大国复兴必先复兴教育。

    教育、国家与民生需求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从发生学上看，国家的形成因民生需求而形成，国家的存在就是为了民生的需要。为了满足民众优良生活的需要以及由此获致的诸多幸福需求，国家就要制定合适的教育方针，促进惯习的训练，才德的养成，甚至理性的启导，培养社会所需要的合格公民。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说民生是国家的基石，那么教育就是国家与民生需要之间的黏合剂。生活的需要促成了国家的诞生，国家的需要有赖于教育为民众提供优良的生活，而教育则需要国家立法保障，这样，在国家、民生、教育三者之间就形成了一个彼此需要、相互依赖的稳固的三角关系。大国复兴是国家和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归根到底是全体人民的梦。中国梦、中国道路最终都要落到老百姓的幸福生活上。纵观中国历史上现实的大国和梦想中的大国，民生一直处于核心。大国内涵和本质上的体现以及复兴大国的路径，都体现了民生的核心地位。

    历史上，人类针对自身生存问题提出了种种社会理想和人生理想，而且一致把教育视为实现理想的最有效工具与方法。尽管其间一直存在着个人本位抑或社会本位的激烈争论，但教育作为实现社会理想和人生理想的最为重要的方法，则是完全一致的。所谓的差异，不过是在于通过教育优先发展实现社会发展的目标，还是优先实现个体发展的目标。历史上所谓教育目的工具论的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之争，本质上是教育功能的异化。因为教育的社会功能能否最终实现，必须通过个体的教育来完成。无视或者忽视个体发展功能的教育是残缺的教育，是不真实的教育，是没有根基的教育。个人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根基，而社会的发展最终也是由个体的发展所组成的，教育中的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是教育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一体两面，两者无法截然分开。可以说，教育民生论恰好是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粘合剂，它通过兼顾两者利益解决了个体本位和社会本位之间的对立与分离。

    如此看来，教育民生论是对个人本位论和社会本位论的超越，融合了个人主义和国家主义的优势，并弥补了各自的劣势，实现了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统一。

    教育民生论是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相互融合。教育之所以能够实现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统一，在于教育本身的独特性。教育的国家利益必须通过个体来实现，同时国家又将教育视为自身的责任。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归根结底还要通过实现个人利益来达成。当然，这三种利益的融合要通过“教育是国计，也是民生”来完成。作为国计，教育关乎国家前途和民族振兴；作为民生，教育则关乎个人未来和家庭幸福，因而在谋划国计中，要特别重视作为民生的教育，并在改革发展中真正促进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的高度统一。在一个道德的社会和道德的国家里，社会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与个体的利益应该是一致的，要尽力避免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异化为某个阶级的利益和一部分人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