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缺乏挫折造成的大学生心理问题值得各方关注。学校、家庭和社会应共同把握机会，让抗挫折教育成为狙击学生心理危机的利器。

    ■王钟的

    近来，高校学生轻生的消息屡屡爆出，令人惋惜痛心。4月13日，中国传媒大学一名刚通过研究生复试的女生跳楼身亡；早些时候的3月9日，位于杭州的中国计量学院校园内发生一起坠楼事件，不幸中的万幸是，这位从四楼跳下的男生没有生命危险。

    过去，曾有毕业季就是“高危季”的说法，大意是毕业生没有找到满意工作，没能顺利升学，或者面临毕业即分手的结局，所以心情郁结，甚至可能做出放弃自己生命的决绝举动。然而，现在在校生的心理问题越来越复杂，“高危季”的所谓“规律”早就失灵，低年级学生也可能会作出跳楼举动。可是，这些年轻人本应高兴地度过大学生活，他们都还在象牙塔的庇护之下，至少还没有直接承受来自社会的更大压力。

    防止类似跳楼事件发生，仅靠生硬、被动的策略，事实上证明已经不适用了。比如说很多学校为了防止类似事件发生，把希望寄托于物理方式——把宿舍阳台用防盗窗封起来，把教学楼、宿舍楼天台出入口关闭。其实，封得了窗户，封不了人心。作为有行动能力的成年人，只要心里产生了跳楼的念头，付诸实施一般不受这些手段阻碍。而从心理层面来看，学校往往只有在学生出现心理问题，而且是暴露得很严重的时候才可能察觉、疏解。在人员庞大、环境相对自由的校园里，有的学生出现问题，身边同学、家人都没有什么感觉。

    心理问题的变化与过往的经验，无疑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日益复杂的跳楼动机，已经很难让人从个案角度防范、消解，更不可能用外在的技术手段来应对潜在的跳楼事件。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自杀，归根结底都是大学生遇到了自己觉得难以应付的挫折。在人生道路上，碰到或大或小的挫折在所难免，何况一些跳楼事件后经查明的挫折，在平常人眼中可能还不是什么跨不过去的坎儿。与其被动防御，不如主动疏解，提高学生群体的抗挫折能力。

    如果把跳楼视为一种心理疾病的表现，那么抗挫折教育就是一种心理上的锻炼。就像人的身体健康一样，面对防不胜防的心理健康问题，一项有效的措施就是教育人正确地应对挫折，提高遇到困难的心理承受力。尤其对当下1990年以后出生的大学生来说，他们的生长环境大多一帆风顺，没有经受过多少物质上的困难。大学是他们从被抚养到独立生存的转折点，遇到挫折不知道怎么克服是他们的常态，也是他们的课题。

    实际上，高校在学生心理健康课程中，早就把抗挫折列为重要部分，未来需要做的只是增量进步，让心理健康课程普及面更广。但是，仅凭学校教育纾解学生心理健康问题远远不够。如果只把心理健康当成一堂课来看，抗挫折只会成为一种知识、一套理论，学得再好，也不一定会被学生用到生活中。只有学生、家庭和全社会共同营造一种抗挫折教育的氛围，才有可能让抗挫折成为一种能力和素养。当发生学生跳楼事件后，片面把责任指向校方、家庭乃至第三方，都是不公允和不科学的。

    心理学家荣格认为,当一个人的自我实现不能满足时，就会产生挫折感。马斯洛也从心理治疗的临床经验出发，提出自我实现的需要受到压抑是挫折感产生的根源。这些理论为抗挫折教育指明了方向。对家庭来说，有必要教育子女从小养成合理的自我实现预期，既不能过度满足子女的一切愿望，以至于使其独立生存后不适应社会环境，也不能从小打压子女的需求，导致其丧失自我实现的信心。

    无论是实习、从事志愿活动等社会实践，还是在生活中接触社会，不可否认大学生已经是大半个社会人了。社会是制造挫折的，社会也应该包容和理解挫折。对社会大众来说，在接触大学生时，对他们最好的抗挫折教育是示范应对挫折的方法与态度。一句脍炙人口的商业名言说得好：“从绝望中寻找希望，人生终将辉煌。”在社会提供的抗挫折教育中，身教往往大于言传。

    类似跳楼这样的学生自杀现象，属于心理危机的极端表现。更多学生时代暴露的心理问题，可能起于毫末，也未必会走向极端，不过无论大小轻重，因为缺乏挫折造成的大学生心理问题都值得各方关注。学校、家庭和社会大众应当共同把握机会，让抗挫折教育成为狙击学生心理危机的利器。

    （作者系媒体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