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木春 特级教师，首批福建省中小学教学名师。近年致力于民国教育文献的研究和编撰。著有《身为教师——一个特级教师的反思》，主编《叶圣陶教育演讲》《民国名家谈作文之道》等。现为福建省东山一中语文教师。

    翻开季羡林的《清华园日记》纯粹因为好奇。

    该书是季羡林1932年8月至1934年8月在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学习期间的日记。2002年出版过日记影印本。我手头的书，是根据影印本一字不改照排的，连错别字也不予更动，可谓“实录”。季羡林把这喻为“赤条条地走上舞台……目的是向读者献上一份真诚”。

    读了30多页，失望的情绪在心头漂浮着。所记无非上课、下课、睡觉，一堆流水账，索然无味。耐着性子往下读。一幅20世纪30年代大学生活的图景，终于一点点地展开。我体会到何谓“赤条条地走上舞台”。

    在引言中，季羡林声明自己从来不是“圣人”。是的，在日记里，我看到一个真真实实的大学生，他时常“刷课”（逃课），为了观看球赛，或者打牌、打麻将，或者只因心情糟；他对那些把学生当成抄写机器的课堂感到愤愤不平，对“念书只为考试”的现实发出“终日在考里过生活，为考而念书呢？为念书而考呢？”的质疑；他也在考场上为自己能趁机“大看别人笔记”，“大抄一阵”，“心里颇舒散”；他还坦言：“论文终于抄完了。东凑西凑，七抄八抄，这就算是毕业论文。论文虽然当之有愧，毕业却真地毕业了。”他甚至由于考试的失利，担心会失去山东省教育厅每月几十元的津贴……

    这样一些荒唐事与私心，大凡经历大学生活的人，几个不曾有过？

    不仅如此。季羡林还表现出格外强烈的“成名欲”。他多次迸发出“我非成名不可”的决心。为什么要成名？要让一些人看得起自己，要为将来出国打基础。成名的通道是什么？季羡林终于找到了“写作”一途。但，也因为写作，他变得敏感，常为某篇文章是否发表而情感起起落落，为别人对自己文字的几句批评而耿耿于怀、孤枕难眠，乃至暗自讽刺朋友和编辑是“无眼”、“瞎子”。

    然而，正像卢梭那样，季羡林之可贵在于能时时反省，超拔而出，不被种种现实和本能所羁绊。当对别人产生偏见，他随即能自我提醒：“我自己心胸总不免太偏狭，对一切人都看不上眼，都不能妥协……倘若对自己表示一点好感，自己就仿佛受宠若惊。”每次考完试，他总会松懈下来，一段时间什么书也读不下去，这时候，他就在日记里反复提醒自己；他贪玩，但每晚基本能认真预备第二天的功课，而且平时的学习效率也极高，比如，一个早晨，他可以读法文小说《爱玛》50页，还翻译左拉的作品。而每当坐在一些极端无聊的课堂里时，季羡林也很少荒废，而是拿起笔进行写作。正因此，大学四年，季羡林不仅精通了英文，还掌握法文、德文，并创作大量的评论文章和小品文。如此丰硕的收获，在一个大学生身上，极其难能可贵。可见他用力之勤。

    晚年季羡林总结一生的经验时曾说，他的成就来自三方面：机遇,天分，勤奋。他把机遇置于首位，并阐述了其中理由——受惠于几位恩师。

    日记中呈现出的30年代清华大学并未如我想象的那般完美：一些老师不甚了了，时常借故缺席，上课自始至终念讲义，或让学生不停地抄写；有个教中世纪文学的英国教授，水平实在差劲，让人怀疑是否真的毕业于牛津大学；有个叫华兰德的德国女教授，简直患有迫害狂，动辄臭骂学生，而当学生成绩好了，她该高兴了吧，相反，她更怒不可遏，“因为抓不到辫子骂人”。

    当然，多数的教师值得季羡林终生尊敬。日记中记载，季羡林曾几十次拜访杨丙辰教授，受到杨的热情关照。毕业前夕，季先生已决定回母校济南中学教书了，杨先生仍鼓励他不要放下德语的研习，要随时准备参加考试，到德国留学。可以说，没有杨教授的殷殷期盼，就没有季羡林后来的一番成就。

    至于吴宓先生，更是一位与学生亲密无间的长者。作为名满天下的大教授，吴宓毫无架子，多次设宴请季羡林、李长之等学生，还热心参与学生办的《文学评论》刊物。郑振铎、朱光潜诸先生，也常跟季羡林等学生“厮混”一起，探讨学术，畅谈人生，指点江山，师生不存芥蒂，亲似一家。季羡林等学生则随时可拜访师长，登堂入室，聆听教诲。

    晚年的季羡林在一篇追忆老师陈寅恪的文章里坦承，他在清华四年的必修课程学习，收获不大，充其量混了个学士头衔，而真正给予他深远影响的倒是选修课的陈寅恪、朱光潜等先生。他对梵文和巴利文的兴趣，正缘于偶然旁听了陈寅恪“佛经翻译文学”。此言不妨看作季老的谦虚，但也揭示一个道理：真正的大学教育不在乎教给学生多少知识，更重要的在于思想的启发，精神的引导，学术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