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寿斌

    教育部日前发布2012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再次以翔实的数据佐证了高职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半壁江山”的地位。与此同时，随着各省市今年高考录取工作相继尘埃落定，各类媒体上关于高职院校在高考投档中被“放空”的报道越来越多，成为近期公众关注的焦点。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看待、有效化解并最终根治高职院校遭遇的“生源危机”呢？

    近年来，高职院校的招生普遍出现“多灾多难”的趋势。国内最早出现高职生源预警的是山东省。2010年，该省高职计划出现4.2万人亏空，2011年又有5万招生计划落空。2012年，该省高职竟有96所院校3次投档无一人报考。同时，此现象并非特例，广东、江苏、河北、上海等省市近几年也相继出现高职院校招生难现象。

    针对高职生源危机，许多专家学者纷纷呼吁对高职院校实施“洗牌”，实行优胜劣汰，敦促高职院校强化内涵发展，提高数量和质量。而另有很多声音则从维护高等教育信誉和社会秩序的视角，建议出台相关“救助政策”，以帮助高职院校度过难关。这些建言虽然角度不一，出发点不同，但落脚点却高度一致，即设法重树高职形象，增强高职吸引力，让高职院校在公众的自主选择中获得新生。

    然而，进一步细化专家建言和一些学校或教育主管部门正在实施的各类应对“举措”，却总让人有一种“缝缝补补”的感觉。因其缺乏必要的系统性，往往“按下葫芦浮起瓢”。

    比如注册入学。从近几年的试点情况看，高职入学的成绩“门槛”拆除以后，虽然能让一些低分学生“顺利”入学，但却并未引起更多的高分学生“云集响应”，相反还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高职的声誉和吸引力，导致很多学生“不敢来”、“不屑来”、“不好意思来”。

    再比如专业预警。一些省市定期发布专业预警信息，将那些“第一志愿录取率低，调剂和征求志愿录取率高，且毕业生签约率和就业率低”的专业向社会公布，其本意在于敦促学校重视专业设置认证、重视就业安置工作，重视教育教学改革，但却往往败坏了专业声誉，甚至导致有些紧缺专业也出现生源不足，成了预警专业。

    还有异地高考政策。在职教的社会认可度尚不尽如人意，生源又面临重重危机的当下，“北上广”等地的异地高考政策显然已被误读为政府在为职教生源“曲线救市”。这一误解的后果，不仅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人们对异地高考政策本身的抵制，更会在无形之中使职业教育受到伤害。

    客观来讲，高职生源危机并非一日形成，也并非校校有危，其影响因素错综复杂，因而对其治理也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在顶层设计层面实行重大的制度创新。

    一是优化高职教育的生存环境，在高考录取的批次上避免对高职院校有“政策性歧视”。不妨尝试本科与高职分类考试、分批选拔、自主招录，让更多适合走技能成才路子、专业发展潜质较好的学生能够挺起腰板，体面入读高职院校，专注自己的职业成长。

    二是完善制度，设立高职院校的准入门槛和退出制度。前些年，乘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东风，各地批准了一大批中专校升格高职，同时也批设了不少新高职院校，高职的准入门槛相对较低。到现在，建立合理的退出机制，不仅有利于优胜劣汰，更有利于倒逼高职院校增强质量意识、市场意识，尽最大努力把本职工作做好，最终能够促进高职院校提高育人质量，形成“以就业带招生”的良性循环。

    三是立足区域办学，落实地方支持，服务本地经济发展。事实证明，作为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联系最为密切的教育类型，高职教育只有依靠地方政府、服务地方中小企业，才能如鱼得水、左右逢源，才能办出特色、办出质量、办出信誉，也才能从根本上避免生源危机。

    如今，高校之间的竞争已进入全方位的竞争，甚至是神经末梢的竞争。从化解高职生源危机的角度考虑，提高育人质量是必由之路，系统整体优化是根本途径，它更需要“一站式”的统筹设计，而不是临时抱佛脚式的“缝缝补补”。

    （作者系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高教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