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公英

    每年教师节，各地都会评选出一大批榜样教师。其中一些人影响了我们几十年，如霍懋征、斯霞等。但相对于评比的数量来说，能被大家记住的并不多。一些并未入选的教师，却在教师群体中聚集了大量人气。这种现象非常耐人寻味。

    榜样是一个时代的标杆，承载着广为认同的价值取向。认同，是其能够成为榜样的重要尺度。

    仔细想来，人们在榜样的标准上是有共识的。比如，高尚的职业道德、精湛的业务能力。多年来，我们也都是按照这些标准来评选榜样教师的。那么，问题到底在哪里呢？

    榜样教师类型化甚至单一化，特别是，榜样的背后，大多伴随着巨大的牺牲，让很多教师无比敬仰，又望而却步。这可能是影响榜样认同度的一个重要原因。

    实际上，那些为了更高的道义和责任而作出牺牲的人，当然而且必然会赢得敬意，他们成为榜样无可厚非。比如，奋不顾身救学生的张丽莉老师，就赢得了人们的一致赞誉。一个社会，一个行业，需要这样的榜样。但榜样的类型显然可以更加多样化，特别是，要考虑到大多数普通教师的发展诉求。今天，个人权益意识和幸福要求都大大高于过去，价值追求更加多元化，更加注重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注重发展效益，注重以人为本。教育部最近出台的《关于推进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的意见》，就不仅考虑学生的发展水平，也考虑学生付出的代价。这里面就包含着“绿色发展”的重大思想转变。教师榜样作为教师发展的领头人，又何尝不该如此呢？

    榜样是属于时代的。教师榜样不仅应该有永恒的职业特质，也要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样的榜样才能立得住、行得远。

    其一，拥有令人折服的专业能力。进入“质量时代”的中国教育，需要大批不仅师德高尚，而且专业素养深厚的教师。过去，我们对道德素养关注比较多，对专业素养却不够重视。在追求教育家办学的背景下，专业引领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比如，教师要有自己的教育思想，因为教育是面对人的工作，没有对教育的深入思考，就不会有真正的教育。这是强调职业的高度自觉。再比如，要能够突破教育难题。康德曾精辟地指出，榜样的作用是论证了某种可能性。而正是这种可能性，特别是对教育难题的突破，对激励他人起了关键作用。当越来越多这样的教师成为榜样时，教育发展也就具有了强大的牵引力。

    其二，拥有广泛的教育影响力。榜样显然不是树起来的，而是自己冒出来的。但在某些地方，人造榜样的现象仍不鲜见。先有认同度，再有榜样，而不是先有榜样，再有认同度，这个顺序不能颠倒。对教师来说，认同度集中体现为教育影响力，这是其教育成就最有说服力的表现。有教育思想不一定就能干好教育工作；教育理念不正确，即使再敬业，也不一定能教好书、育好人；有了前两者，如果不讲究方式方法，教育效果也会大打折扣。所以，教师对学生的影响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评选标准。事实上，评选出真正有影响力的教师榜样，也是对当前教育功利化、价值扭曲等浮躁之风的有力回击。毕竟，教育影响力不同于其他影响力，是要经过时间和人心考验的真功夫。

    其三，拥有幸福人生。一个80后教师坦言，她的榜样就是身边的同事，他们既能把工作干得很出色，也能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这说明，现在教师心目中的榜样形象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他们向往这样的教师形象，毋宁说是更向往一种幸福的生活。中国有句俗语，叫“家和万事兴”，就说明了工作和生活的关系。实际上，对工作投入并不等于要牺牲生活乃至家庭，相反，很多教师由于平衡了两者的关系，内心产生源源不断的动力让他们痴迷于教育，累却快乐着。可以说，虽然榜样的人生往往伴随着超额的付出，但并非是苦难和不幸的。只有当榜样和幸福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它的感召力才会最大化。因而，榜样评选应关注教师的健康身心、阳光状态和幸福人生。

    今天，我们的榜样评选已经有了很多改进，比如，向公众开放投票，尊重民意，就是重大进步；候选人当中，健康阳光的教师越来越多了，表明我们的价值取向也在发生变化。教育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将面临更多的机遇和挑战。时势造英雄，期待越来越多有影响力的教师榜样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