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钧，南京大学教授，著名的法语译者，2012年获得“中国翻译事业特别贡献奖”。

????许钧跟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著名作家勒克莱齐奥合影，两人已有30多年的友谊。

????许钧翻译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曾经引起“米兰·昆德拉热”。此为该书的多个版次。

    译者的孤独就在于他在追寻一个不可为而为之的事业，但当两种事物达成沟通之后，译者永远是不在场的，他永远隐藏在作者和其他交流者的后面。

    翻译家们面临一个悖论：一面要消除语言的差异，一面要传达文化的差异。语言转换中一定会失去很多东西，面对这些，翻译家感到非常孤独，他永远在想怎么把这些差异传达到别的文化中去。

    ■本报记者 缪志聪

    雨中的南京大学校园，静谧，安详。9月的秋风还缭绕着夏天的宁静，三三两两新开学的大学生，不时穿过教学楼前的小花园。这里是百年南大老校区最美的一角，林荫间弯弯曲曲的鹅卵石道的上空，清晨与黄昏都会飘扬着啾啾鸟鸣与各国的语音，英语、法语等总是其中的主流。旁边就是近年来中国最好的法语译者之一，许钧办公所在的树华楼。岁月悠悠，一树芳华。

    “好作家遇上一个好翻译，几乎就是一场艳遇。”这句被众多翻译同仁引为经典的一句话最早出自许钧之口，话里话外的倜傥、自信与浪漫，就如同他的一生。从留校任教，到不断有译作、著作问世，再到推动翻译学科的建立，这个温和而充满理想的译者，将自己的人生之路与中国翻译事业发展紧紧结合在了一起。因为翻译，他天涯存知己；又因为翻译，他人海里依旧孤独。用他自己的话说，这辈子从翻译出发，在这条路上，一直在做也只做了三件事情：做翻译、教翻译和研究翻译。

    翻译是人生的一场相遇

    在许多人的眼里，许钧是一个天生的译者。他对文字敏感，脑海里时时刻刻想着的都是翻译，除了翻译无大事。学生周新凯说，许老师讲翻译时文采飞扬、神采奕奕，即便论及社会百态，说的最多的话也是：“某某问题在我看来是一个翻译的问题。”而在平日却常微笑不语，安然端坐。

    现在的许钧，可称得上国内外著名的翻译家。从上世纪80年代初涉足译坛到2003年推出35万余字的《翻译论》，数十年来他先后发表了文学和翻译研究论文250余篇，著作8部，翻译出版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追忆似水年华（卷四）》、《诉讼笔录》、《中国之欧洲》、《现代性的五个悖论》等人们耳熟能详的法国文学与社科名著30余部，主编了《杜拉斯文集》、《法兰西书库》、《知识分子译丛》、《巴别塔文丛》等译丛、文丛10多种，至今译作已逾800万字。

    “只有跟我谈翻译的时候，我才会神采飞扬，进入一种忘我的状态，而其他的事情，我都不太感兴趣。”对于翻译，许钧视若生命，而实际上翻译事业就是他一生的写照。

    这30余年，许钧的人生轨迹与对翻译的理解几乎同步。中国翻译事业先行者傅雷，对许钧影响很大，但青年时期的许钧只知道他是个优秀的同行，“其翻译的《约翰·克里斯朵夫》、《高老头》等外国文学作品很有意思，就像一本普通的故事书”。但到了40岁，因为长期研究翻译，从最初玩文字走到爱文学再到感悟文明，随着对翻译理解的加深，傅雷在许钧心中逐渐变成了一棵树——译坛常青树。

    许钧曾有个比喻，“一本好书遇到一个好译者，犹如人生得一知己”，而在现实中，罗曼·罗兰遇到傅雷，就是极好的体现。再如托尔斯泰遇到草婴、莎士比亚遇到朱生豪、乔伊斯遇到萧乾、纪德遇到卞之琳、安徒生遇到叶君健等，都可谓历史的奇遇。

    2002年，许钧就跟傅雷一样，遇到了自己的“罗曼·罗兰”——米兰·昆德拉。彼时，他的翻译事业开始上到一个新的高峰。那一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工作人员邀请他重译米兰·昆德拉的名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但许钧思之再三拒绝了。当时，“米兰·昆德拉热”方兴未艾，许钧既觉得这个作家不够分量，又觉得当时韩少功和他姐姐已经译得很好了，完全没必要再译，但上海译文出版社的人跟许钧说：“作为一个翻译家，你都没有好好理解这部作品，好好阅读它，你怎么就拒绝了呢？你是不敢挑战之前的译本吗？”

    在阅读了60多万字的材料后，一场美丽的相遇就此展开。“每一个好的作者与好的译者相遇，其原著都会在异域产生新的活力，继而延续了作品的生命。”许钧说，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翻译，需要有爱的投入，要有激情，要有真正的理解，而不是草率的翻译。他开始将翻译看作是生命时间上的延续和空间上的拓展，“是原作的再生”。

    重译后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总印数近两百万册，轰动一时，也掀起一股至今不灭的米兰·昆德拉热潮。当时，大到九旬老者，小到还在上小学的学生，很多人都在看这本书，其中一些翻译典故至今还有人议论纷纷，比如他将原先的书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改成《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也成为中国翻译史上的一段故事。

    “‘校园的美丽’与‘校园中的美丽’，前者是仅指校园的建筑和自然，而后者包括美丽的校园、美丽的学生、美丽的思想等，其范围是非常之广的。”许钧解释自己的想法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直指“生命”这两个字，其主题就是要讨论“存在”。如果昆德拉说“生命之轻是不能承受的”，那他就是已经下了一个结论，做出了判断，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并非判断，只是一种可能性。

    在许钧的眼里，一个好的作家，他的作品势必会呼唤、吸引其他民族的阅读、其他民族的翻译。而这需要一场相遇，是翻译使原作的生命在异国的文化土壤上得到了延伸与传承。许钧参与翻译的《追忆似水年华》与主译的《中国之欧洲》等名作，也因为出彩的翻译而得以在国内广泛流传。

    2013年9月，窗外飘洒着温柔的细雨。许钧穿着白色短袖，身后堆叠着满满当当的译作，语气平静而又满怀感情地告诉记者，翻译都是建立在对作家、作品的理解与爱的基础上，“对光明的渴望与找寻中，傅雷先生与罗曼·罗兰、巴尔扎克等法国文学巨匠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达成了精神的契合。虽然在那暗淡的岁月里，傅雷先生安静而勇敢地离去了，但是他留下了不灭的火种，烛照在历史的天空，指引着后来者的道路。”

    “不是我，而是文化在选择作品”

    “她看见辽阔的沙漠闪着金色、硫磺色，无边无际，浩如大海，如同那静止的波涛。在这坦荡的沙漠上，没有一个人影，没有一棵树、一根草，只有沙丘那斜长的影子，连绵不断，在暮色中好似一个个湖泊。在这儿，一切都是相似的。”

    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的作品《沙漠的女儿》中，这样的描写比比皆是。1980年，许钧与钱林森合作，开始翻译这部作品，并在1983年出版。那时候的许钧，爱读书，爱文学，爱翻译，他选择翻译的都是极美的文字与足以流传千古的文学作品。

    在此后长达30多年的翻译生涯里，这本书里的主人公拉拉逐渐成了许钧自己的化身，他们一同追逐着人生与选择的答案。拉拉逃出沙漠，到了法国，最后获得了名声，在有丰厚的物质保障时，她又离开了所谓物质丰富的法国，要回到非洲去，寻找她的精神源泉，而许钧开始寻找翻译事业背后的文化。

    “《沙漠的女儿》表达了对人类过于崇尚物质的一种批判，对他者文化的一种尊重，这成为我后来选择翻译的最重要因素。”许钧甚至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讲自己的追求：“每个时期都有一个文化的选择，除了文学之外就要进入到文化。我一直在思考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在三个层面展开的，一个是白话文运动，一个是新文学运动，一个是新文化运动，这三者是相互交流的，通过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吸取外国的思想，把外国的先进思想、思维介绍到中国来，形成一种新的文化、观念：民主与科学。”

    在许钧的生涯里，翻译也经历着三个阶段：文字、文学和文化。这是他人生的三个阶段，而文化传播成为其毕生追求的落脚点。“开始我是选择文学作品，后来是思想、文学一起选择，就是出于维护文化多样性的观念。”许钧作为主编之一，给商务印书馆编了两套丛书：《文化与传播译丛》、《现代性研究译丛》。这两套译丛是世界文化典籍汉译两百部之后最重要的翻译文库。“主持这样一个译丛，我们是想让大家重视文化在翻译中的重要性，因为翻译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很多时候，不是我在选择作品，而是文化在选择。”许钧说。

    在许钧树华楼的办公室里，这么多年来，墙上一直高挂着一幅字：翻译以信为本，求真求美。这被他视作翻译的信条，预示着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流，而译者首先要做的就是尊重他者，尊重文化差异，在尊重当中求真，在真当中最后把美的东西展示出来，“同时也要有信，要忠于所翻译的文字，要忠于所理解的作家，要忠于所传达的文明或者文化，把真的东西传达给别人”。

    到了现在，许钧已经不再选择那些可以给自己带来名声的作品翻译，文化的追求也变成了历史的担当。“没有任何文明能够永远辉煌，那么为什么中华文化竟能成为例外呢？”许钧说到这里的时候目光突然锐利，“因为翻译！若拿河流来说，中华文化这条长河不断有新水注入，最大的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